2009年10月3日星期六

【转贴公社】 下辈子再也不要做护士了

姐妹们,让我们一起讨论一下护士的辛酸,白衣天使般说得好听的名字,背后的辛酸又有谁知。发泄吧,尽情谈论吧。

人们都认为护士是高尚的职业,她带给别人健康,消除他们的痛苦。我是一名护士,我为我的职业感到光荣!护士令人羡慕,但没日夜的工作,使我喘不开气,在别人眼里看似高尚的,她同时也是卑微的职业。护士的地位依然很低微,有人说像廉价的劳动力,干的活与报酬成反比,干活多又累反而工资更低,休息更少,有谁能真正理解我们护士,有谁能正确对待护士?

好家境的男人都不娶护士,尤其是乡下的护士,觉得护士地位低,侍侯别人。而当时,虽然是在事业单位,但是由于医改后,政府没有拨款,护士的收入低微,夜班护士的生物钟被打乱,容易失眠,尤其是内科护士,管理的病人中,许多是老年病人,慢性病人,许多病人的病情容易在夜间发生变化,而老年人反应能力差,动作不协调,也容易造成外伤。

比如肺心病的病人,夜间由于迷走神经兴奋,支气管平滑肌收缩,黏膜腺分泌增加,大脑皮质对呼吸功能的调节下降,气道阻力增加,容易发生或者加重呼吸衰竭,夜间迷走神经兴奋,心跳减慢,睡眠时回心血量增加,膈肌上升,加重了心脏负担,容易发生或者家重心衰,死亡率明显比白天增加。

还有,凌晨,血糖低,糖尿病病人血糖没有很好控制时,容易在凌晨出现低血糖休克。而凌晨,护士也头昏脑胀,精神涣散,却只能强打精神监守岗位,还得不断地巡视病房,一免发生病人死亡而护士还没有观察到,造成不必要的医疗纠纷,所以,夜班护士的责任心要比上白班的护士强,技术要过硬,动作要轻巧,操作要娴熟,这样就要求护士要不断地加强学习,不断提高自身素质。

而护士大是女性,为人妻,为人母,下班之后还有一堆家务要做,就是想倒头大睡,还得考虑孩子是否有吃,所以,下夜班后,还需要买菜,做饭,洗衣,到中午才能睡一觉。有时候太疲倦了,睡到孩子放学还没有起来,丈夫一定会说,真是猪啊,这么会睡,其实,他哪里知道,许多时候,半夜惊醒,都是因为经常上夜班造成的条件反射,到那个时间点,就会清醒。

下辈子我做牛做马都可以,再也不要做护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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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0月2日星期五

印度国力定将超中国

印度国力定将超中国
从 何亚福网易博客 作者:何亚福

印度国力定将超中国 人口持续增长是主因

2009年09月21日 15:21�望东方周刊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姚洋

在过去一年里,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我们听到很多关于中国和世界脱钩的问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中国是国际分工的一部分,中国从国际分工里实际上是得到好处的,分工不仅仅是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当然这其中会产生很多问题,也就是所谓全球失衡的问题,那我们怎么来应对这个问题呢?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到底是什么,如何去矫正呢?

听到最多的矫正方法是,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出口,减少对出口的依赖。我觉得这样一个政策建议,首先是没有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有出口导向的发展模式;其次是没有抓住问题的根本,所以才不可能见效。这里我谈一下自己的看法,我们如何来降低经济增长模式的负面作用。

中国经济模式的两大特点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是出口导向。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确立的,有两个理论支持出口导向的增长模式,一个是所谓的"梯度理论",也就是说把全国分成梯度:沿海地区、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我们应该先发展沿海地区,然后根据梯度慢慢发展中东部地区,再发展西部地区,这是为出口导向政策奠定了一个基础;第二个理论支持是所谓的"大进大出"理论,其实就是搞出口加工业,进口原材料,在中国组装生产,然后再出口。这两个理论奠定了我们出口导向政策。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和地区通过采纳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经济都增长非常快,比如说亚洲四小龙: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还有稍后崛起的所谓新兴化国家,他们的增长对我们有很大的启示。

再有一个原因,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和美国的结盟,这点非常重要。邓小平主政之后第一个正式访问的国家就是美国,访美时记者问他,你当了副总理第一个访问的国家为什么选择美国?邓小平说了意味深长的两句话,他说,你们看战后凡是跟着美国走的都富裕起来了,战后凡是跟美国作对的都还很穷。

这些都奠定了我们在80年代的基调。美国也是投桃报李,帮中国进入反苏联盟,然后给中国一个很重要的待遇――最惠国待遇。最惠国待遇意味着什么呢?我们对美出口可以享受美国给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优惠条件,比如说它对法国的关税率只有5%,那么中国的关税率也必须是5%,这对中国出口的快速增长起了关键性作用。

实际上如果我们说16、17世纪西方世界的崛起是搭上了亚洲,特别是中国和印度经济增长的快车的话,那么现在则是中国搭上了美国所构造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快车,全球范围内认识到这点非常重要,就是说中国是现存世界体制的受益者。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2001年入世之后中国的出口加速。90年代或更早的时候,贸易的增长速度每年只有百分之十几,2001年之后增长速度突然加倍,完全融入世界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好处是无与伦比的。

第二个特点是高投资低消费。我们的投资率一直是在30%~40%,储蓄率当然更高了,过去这几年总储蓄率高达52%,也即是说我们创造的GDP的一半以上都给存起来了。但是投资率只有42%,这意味着还有将近10%的储蓄没有用起来,没用起来的部分就变成了国家的外汇储备,给外国人花了。这就是我要说的,我们有浪费性的储蓄。当然,如果投资率很高,反过来消费占的比重就低。在过去的30年间,我们的消费从占整个GDP的70%下降到现在的48%。这其中居民的消费量只有32%左右,其他16%实际上是政府消费贡献的,也就是说相对而言老百姓还是很穷的。这就是我们国家经济增长模式的两大特点。

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经济模式

我们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增长模式呢?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的增长模式是跟人口结构、劳动力结构息息相关的,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增长模式是有经济学道理的。

那我国的人口特点是什么呢?第一是巨大的农村人口。第二是城市化水平很低。低是和世界平均水平来比较的。举个例子,菲律宾的人均收入是2200美元,我们的人均收入是3400美元,但菲律宾的城市化率是55%,而我国的城市化率只有45%;第三是较低的人口抚养比。什么是人口抚养比?就是不劳动的人口除以劳动人口,不劳动人口是指16岁以下和60岁以上的。中国的人口抚养比是0.4,也就说一个劳动力只负担0.4个非劳动力,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美国、印度都是0.6。

以上的三个条件加起来就会造成三个后果。第一劳动力供给非常充裕;第二劳动力工资上涨比较慢;第三劳动者的收入占GDP的比重不可能上涨,甚至可能下降,这就意味着国内市场比较小。这三个结果要求我们必须依靠出口。工厂需要一定的规模经济,中国造的鞋占全球70%~80%,也就是说中国造的鞋供全世界消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有个规模经济在其中。中国由于狭小的市场我们必须出口,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选择出口导向型经济模式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不得已在经济学上来说就是合理的,而且是最佳的选择。

刚才所讲到的是国民收入支出的部分,下面要讲的是收入部分。从收入部分看,劳动者收入在进入
21世纪之后就一直在下降,下降12%。而资本的收入在上升,利润率在上升。另外政府的税收所占的比重在上升。这是我们国家很重要的特点。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老百姓相对变穷了。老百姓收入的绝对数字是在增加,人均收入每年是以6%、7%的速度在增长,但是增长速度却低于GDP的增长速度,GDP的增长速度每年达到9%以上。

劳动收入比重下降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消费少了。我们知道资本收入有很大一部分又重新投回生产中,或者被企业家分红,但企业家都是较富裕的一群人,我们知道越富有的人,他的平均消费占的比重就越低。比如说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是比尔・盖茨,他的年收入应该有四五亿美元,而他每年的消费有多少呢?满打满算有5000万,可以看出消费占他收入是很小的一部分。但一个穷人他的消费占他收入的多少呢?90%,甚至更高,有些人是负债生活。所以说穷人更多的收入会被消费掉,富人有更多的收入储蓄起来。

工薪阶层收入占的比重相对在下降,结果造成消费占GDP的比重在下降。我们国家的国内市场相对来说是比较小的,储蓄率就会上升。要知道中国多数的储蓄不是老百姓增加的,特别是这几年,存量是老百姓占的最多,增量部分主要是企业和政府带来的,而不是老百姓带来的。还要纠正大家的一个看法,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愿意存钱,事实上不是这样的。我国老百姓的储蓄率与印度差别不大,居民储蓄约占GDP的
20%。主要是政府和企业储蓄高。这些年政府和企业的收入增长非常快。2007年,北京市税收的增长是45%,一年增长了将近一半,到12月份税收就不收了,收了的话增长可能更多。这种状况对我国经济结构的两个特点影响非常大。

印度和中国采用了不同的发展模式,我们听到的说法是,印度是世界的办公室,中国是世界的工厂。印度人听了特别高兴,因为他们比中国高级,中国是给世界打工的,我们是给世界服务的。这都是胡说。印度所谓的高科技产业占GDP的比重不足5%,雇用的人数不超过5%,倒是服务业占GDP的55%左右。印度40%的人不识字,而中国识字率达到92%。实际上印度没有搞制造业不是因为他不想搞,而是想搞而搞不了。因为印度没有我们国家这么好的劳动大军。我想告诉大家的是,印度和中国只不过是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从收入、人口结构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虽然在同一条发展的曲线上,但却在不同的阶段上。印度最终还是会跟随中国走,特别是它想经济高速发展的话,最后必定会走上中国这条路。这是我的一个判断。

1979年中国开始实施计划生育政策,人口急刹车,使得我们人口红利的窗口变得非常窄小,这项政策到现在已经有30年了,通常估计还有15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到2035年我国的人口是要下降的。如果真的发生的话,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是空前绝后的。日本人口在下降,现在的人口是1.2亿,如果不做改变的话,到2050年日本人口只有8000万。我们总说日本的挑战,我觉得日本对中国绝对构不成挑战,它是个衰落的国家。为什么美国还能保持世界霸主地位?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发达国家里唯一一个人口正增长的国家。看人口的增长,主要指标是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也就是一个妇女一生生几个孩子。

现在中国一个妇女一生只生1.8个孩子,而很多人口学家说只有1.6个,这是非常危险的。美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是2.2,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保持活力保持人口增长非常重要。看英国,国力增长的时候都是人口在增长的时候,而衰落的阶段也都是人口下降的阶段。英国是个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经历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所有阶段,英国所谓人口红利阶段,即人口转型的第二阶段,较高的出生率和较低的死亡率持续了150年。估计印度也会持续100年,在这个意义上印度会超过中国,就因为它的人口。

在本世纪下半段,印度肯定要超过中国。很多人认为印度赶超中国是因为他的制度,我不认为如此,因为制度在长时间段里是中性的,中性的意思是大家都会学,中国在过去30年里学了多少制度,只要肯变就能学,但人口是学不来的。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一直在鼓吹中国要改变现在的计划生育政策,要从现在开始,不能等再过10年人口快下降的时候再改,那来不及了,到那个时候大家都不生了。现在如果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话可以生两个孩子,但是问问周围有几个人想生两个的。哈尔滨做过一个调查,调查夫妻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有多少人愿意生两个孩子,结果是几乎没有。因此现在放开计划生育政策,对我们整个国家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决策。

附:我以前写的一篇文章:

两个家庭的对比与两个国家的对比

何亚福

有两个家庭:竺家和夏家,这两个家庭原来的经济状况基本相同,都是比较贫穷的家庭。竺家有两个孩子,一家四口人;夏家信奉"只生一个好",所以只有一个孩子,一家三口人。竺家由于有两个孩子,所以人均收入比不上夏家。因此,夏家常常嘲笑竺家不懂得"只生一个好"的道理。后来,竺家和夏家的孩子都长大了,也都参加工作了。过了不久,这两家的父母都退休了。从那以后,竺家的人力资源优势开始显示出来了,竺家的人均收入也超过了夏家。

在这个例子中,印度就好比竺家,中国就好比夏家。现在中国平均每对夫妇大约生1.5个孩子,印度平均每对夫妇大约生3个孩子,两者的孩子数量之比为1:2。现在中国人口虽然仍然比印度多,但中国每年出生人口只有印度的一半左右。

谁都知道,孩子是没有经济收入的,一个家庭如果有较多的孩子,那么,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必然会降低。例如,一对夫妇的家庭年收入是5万元,如果他们是丁克,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2.5万元;如果有一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1.67万元;如果有两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就是1.25万元;如果有三个孩子,这个家庭的人均收入只有1万元。所以,孩子越多,人均收入越低。只看短期利益的人,当然会认为"只生一个好";然而,从长远来看,在孩子长大后并参加工作后,有两、三个孩子的家庭显然比只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更具有竞争优势。

有人说:"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更有利于集中财力培养这个孩子成才。"其实,一个家庭如果只有一个孩子,反而不利于这个孩子成才。就好比给禾苗施肥,过度的施肥反而不利于禾苗的生长。现在培养一个独生子女的费用,相当于在正常情况下培养两个孩子的费用。只生一个,等于白白浪费了培养一个孩子的费用。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比印度更有优势。例如,中国的国土面积是960万平方公里,印度的国土面积只有320多万平方公里,不及中国的一半。即使扣除中国西部不适宜人居住的地区,中国的可居住面积仍然比印度大得多。中国的石油资源、煤炭资源、金属矿产资源、森林资源也都比印度丰富得多。中国的工业基础也比印度更雄厚,基础设施比印度更齐全,引进外资比印度多几倍。

然而,印度有一个最大的优势:人口结构比中国年轻。印度由于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因此人口结构没有受到破坏,在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方面来说,印度将超过中国。印度近20年保持了6%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最近增长率已经达到了9%。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06-2007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中,印度的排名领先于中国。此外,印度产业工人的平均工资涨幅已超过中国,在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供给方面,印度也走在了中国前面。

总的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优于印度,然而,随着中国人口红利的逐渐枯竭,印度经济实力超过中国是迟早的事。用武侠小说来打个比方,一个是用自残来激发力量的邪派武功,一个是基本功扎实、循序渐进的正派武功。邪派武功虽然在开始时会胜过正派武功,但最终会走火入魔而败于正派武功。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将面临严重的人口老龄化问题,而印度却不存在这个问题。国家之间的竞争,最终决定胜负的因素是人力资源和人才资源,而不是自然资源。

2009年10月1日星期四

【转贴公社】 著名诗人绿原辞世

9月29日凌晨1时,我国著名诗人、翻译家绿原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军区总医院去世,享年87岁。他的诗歌早在1940年代就广受关注,文学史家认为他是"七月诗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笔者是于9月30日清晨打开电脑,看到绿原女儿刘若琴发来电子邮件,才得知这一噩耗的。她说:"我父亲9月凌晨1时10分在北京军区总医院重症监护科过世,10月5日上午9时送别。"

  绿原本名刘仁甫,1922年11月8日生于湖北省黄陂县东乡(今武汉市黄陂区六指店街)之下刘湾。1942-1944年在(重庆)复旦大学外文系学习。而后做过中学英文教员,油行职员。1949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1953年调到中宣部国际宣传处工作,1962年转做文学编辑出版工作。20世纪80年代他就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1987年离休。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名誉委员,中国翻译家协会名誉理事,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

  他一生历经磨难,年轻时,曾遭遇国民党当局的政治迫害,在大学即被通缉而不得不离校逃亡;1950年代,又被诬为"国民党特务"和"胡风分子",蒙难二十五年。但他始终珍惜与诗神相遇的缘分,生平著作等身,著有《童话》、《又是一个起点》、《人之诗》、《另一支歌》、《我们走向海》、《绿原自选诗》等诗集;《绕指集》、《非花非雾集》、《苜蓿与葡萄》、《再谈幽默》、《寻芳草集》、《半九别集》、《绿原说诗》等文集。其主要译作有《浮士德》、《里尔克诗选》、《请向内心走去》、《拆散的笔记簿》、《德国浪漫派》、《现代美学析疑》、《叔本华散文选》、《莎士比亚的少女和妇人》、莎士比亚新剧《爱德华三世·两个贵亲戚》等。2007年武汉出版社还为他出版了六卷本的《绿原文集》。

  到了晚年,他频频问鼎国内外大奖。1998年成为第一位荣获斯特鲁加国际诗歌节"金环奖"的中国诗人,其译著《浮士德》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优秀文学翻译彩虹奖,2003年获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2004年获颁文学艺术界首批"资深翻译家"证书,2007年又获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

  2007年8月29日,武汉出版社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绿原文集》(六卷)座谈会,并向文学馆捐赠《绿原文集》。诗人兴奋地说:"我深深感谢所有认识我、鼓励我,以至批评过我的朋友们,……今年我已八十有五,今后一息尚存,仍当继续努力。"随后,他与家人一道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捐赠了"金环奖"奖杯及其他相关物品。

  "终身写作,向晚愈明。"他继2003年荣膺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中国当代诗魂金奖"之后,2007年再次手捧首届"中坤国际诗歌奖C奖"。

  旨在促进中国诗歌发展的"中坤国际诗歌奖",是由北京大学新诗研究中心、中国诗歌学会、帕米尔文化艺术研究院联办的。该奖设A、B、C三个奖项。其中C奖是授予对国际诗歌交流有突出贡献的中外翻译家、学者、批评家、出版家、诗歌活动家等。

  绿原是一位集知名作家(诗人)、翻译家、评论家、编辑出版家于一身的四栖文星。有人形象地将他的诗作、译著、评论和编选精品比喻为奇美和谐的"四重奏"。这"四重奏"的主题是执着地追求真善美的人性、人生与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以我为主"的中西合壁的真善美"人曲",这奇妙的"人曲"熔中西古今文化因缘、现代诗文创作经验、翻译原作的艰辛和编辑出版的甘苦于一炉。如果认同"文学即人学",那么,诗人绿原把文学诗化了,又把诗学人化了。

  诗人还是一位乡情依依的赤子。当初,他与同乡好友曾卓、彭邦桢三位诗坛巨匠曾相约一起返乡,致力于家乡的文化建设;笔者策划"双凤文丛"与"天下黄陂星"书系,他满腔热情地支持;家乡成立"二程"研究会,他抱病泼墨挥毫:"穷理识仁"激励;拙作《玫瑰诗人》付梓,他又题"品玫瑰芬芳,为黄陂骄傲"祝贺……

  "诗歌是人类艺术的花朵,又是人类灵魂的花朵,我们生活着,有感、有悟,写出来,就是诗。当然要能感染别人。"耄耋诗人晚年虽然病体缠身,始终如一地坚持诗歌精神和那颗虔诚的诗心。只要能坐立,他便默默无闻地敲击着键盘、点击着鼠标:《假如你还在——纪念曾卓》、《漫与三题》、《儿童诗》……即便在弥留之际,也给我们留下了美妙的诗歌:

  "不再是你的玩具/诗将随你一同老去/你和它携手同行/去寻找共栖的归宿。"

  在他眼里,在他的笔下,故国家园到处都是充满希望的绿色原野。

  笔者在刚刚出版的《名流百年》一书里,以《绿原:其名如诗,其韵如琴》为题,评介了诗人坎坷而坚毅的一生,算是对诗人的悼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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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台湾将有4个共产党,要成气候仍须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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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评社台北9月30日电(记者 李仲维分析报导)台湾目前在官方登记有案的政党有152个,其中至少有3个政党使用共产党的名称,陈水扁堂弟陈天福也正筹组"台湾民主共产党"。在台湾主张社会主义,用共产党来宣传理念已经不再是禁忌,但本土共产党在台湾要成为具有影响力的政治势力,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chinesenewsnet.com)

  去年7月,在台南县务农的王老养成立"台湾共产党",成为台湾第一个共党组织,当时还闹了不小的新闻,王老养雄心壮志不小,但一年多以来,"台湾共产党"并没有什么作为,也没发挥什么影响力,只是制造一个让人茶余饭后闲聊的话题而已。(chinesenewsnet.com)

  去年12月,台湾又诞生一个"中华民国共产党",陈水扁堂弟陈天福获聘为该党的总书记,大半年来,"中华民国共产党"的组织发展和运作并不顺利,陈天福索性在日前和该党脱离关系,打算自己筹组一个"台湾民主共产党"。(chinesenewsnet.com)

  今年8月底,台"内政部"又有一个"中国共产联盟"悄悄登记立案,该党的负责人为施锋阳,施锋阳在台湾政商界是一个很陌生的名字,外界并不清楚这个政党的组织和理念究竟为何。(chinesenewsnet.com)

  在台湾成立政党并不困难,目前采取报备制度,只要有发起人、组织章程及举办成立大会,就可以向"内政部"申请政党备案,由于条件相当宽松,因此台湾目前有152个政党,绝大多数政党的中央党部都设在台北市。(chinesenewsnet.com)

  加上即将成立的"台湾民主共产党",台湾未来起码有4个政党用共产党的名号,但在台湾逐渐走向国民党、民进党两大党的政党政治,本土共产党的发挥空间和号召力短期内应不乐观。

关键字:  台湾  共产党  政党  王老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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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曾进《纽约大学华裔娇女自杀事件发人深省》(旧文)

  2004年3月6日黄昏时分,一个妙龄少女从世界上最繁华的地方飘然至地,为
自己19岁的生命嘎然划上了句号。她停留的最后地点是纽约曼哈顿市区6大道与
36街交口处一幢24层公寓的楼顶。她有个美丽的名字,叫钱盈安(戴安娜.钱,
Diana Chien),华裔,纽约大学二年级学生。今年1月刚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转到该校就读。她的自杀,成为纽约大学半年来学生死亡的第四起事件。

  钱盈安的死亡,不仅牵动了她的父母、亲人和朋友,也将许多平日潜伏暗涌
的伦理与价值观问题引到了公众的视线之内:大学该如何关心那些心灵孤寂与脆
弱的学生?而曝光她自杀过程的媒体是该因其新闻专业精神而为人称道,还是因
缺乏人类基本的怜悯精神而遭唾骂?她的男友在其死后声言要与之结婚,可是面
对"侮辱自己女友"的媒体却滔滔不绝,让人不禁怀疑:钱盈安,是因为爱过尤,
还是爱不足才选择死亡……

  学校,谁来关心青年人的孤寂?

  钱盈安的死成为纽约大学自去年9月来的第四起学生死亡事件。

  2003年9月12日,纽约大学生杰夫(Jeff Skolnik)在20岁生日当天从学校
鲍勃斯特(Bobst)图书馆10楼跳楼自杀;10月10日,一名18岁的男学生斯蒂芬
·伯勒(Stephen Bohler)也从相同地方坠楼身亡。法医鉴定为服用迷幻药后造
成的意外事故;10月18日,大二女学生蜜雪儿·格卢克曼(Michelle Gluckman)
从朋友在校外的格林威治镇公寓六层跳楼,原因仍在调查;她在抽烟完后,只说
了句"我不再抽了"就自杀了。她的自杀原因仍在调查中。

  这四起跳楼自杀案件只有两起被警方界定为自杀。来自巴尔的摩的大二学生
劳拉·拉姆金(Laura Lampkin)说:"难以相信这么短的时间会连续发生自
杀。"

  纽约大学负责学生事务的副校长马克·威思 (Marc Wais)在事后以电子邮件
形式向全校3.8万名本科生和研究生公布了这个噩耗,并说道:"对校方而言,
这是非常难以接受的事实。我们在今年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问题。"

  据统计,美国年轻人死亡原因中,自杀已成为仅次于事故、他杀的第三大杀
手。平均每2小时2.5分钟就有一个25岁以下的美国青年自杀。

  2000年,美国共有29,350起自杀案,其中13.6%的人年龄在25岁以下。从50
年代到70年代晚期,自杀的年轻人(15-29岁)比例增加了2倍。

  纽约大学也对学生心理健康感到头疼。威思呼吁学生应多进行心理辅导,多
关心周遭的同学。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大三的学生瓦苏达·泰勒(Vasudha Talla)
称:"在纽约大学里很难交到朋友。没有校园生活,还得适应纽约大都市,每个
人都被隔离了,非常孤独。 "

  网络BBS对大学生自杀事件也表示了关注。很多网友认为,学生自杀压力可
能来自于名校的学业压力。针对这一问题,从2000年起,一个心理健康非盈利性
组织的计划――SOS计划――已经开始在美国1,300多个学校中实行,它也是美国
第一个以学校为中心进行自杀预防的项目。参加这个计划的学生只需花费不到40
美分,就能得到心理咨询。

  媒体,新闻底线能走多远?

  钱盈安跳楼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到一名《纽约邮报》的记者恰巧经过,正
好拍摄下来她自杀身亡的场面。

  2004年3月7日,《纽约邮报》刊登了钱盈安跳楼的照片;在确认钱盈安的身
份后,该报于3月10日又在头版大幅刊载了同一张照片。

  媒体对学生自杀事件的大肆渲染引发了纽约大学师生的愤慨,校报在第二天
就写了社论对此事进行抨击。纽约大学发言人约翰·贝克曼(John Beckman)愤言
道:"考虑到这个照片已经上过一次报了,连续登载只能说明报纸人缺乏专业判
断能力,对死者家属毫无同情心,也完全漠视纽约大学学生的感受。"

  针对此说法,《纽约邮报》发言人苏西·哈尔平(Suzi Halpin)拒绝作出任
何回应。而《纽约邮报》的这位摄影记者则对外解释称,自己是个影迷,并没有
预料到结果会这样子。他说:"在电影里面一个人自杀总是没有成功,又退却了。
但是现实却是,你认为她不会跳楼,但她真的跳了。"

  这一解释显然不符合公众的道德诉求。纽约大学网上连篇累牍地声讨《纽约
邮报》缺乏同情心、品质低劣的小报行径。"这幅另人无法容忍的照片可能会怂
恿一些心灵原本脆弱的学生考虑自杀。戏剧化的场面会让一些学生把自杀当作一
种选择," 美国佩斯大学咨询中心主任里察德·夏迪克(Richard Shadick,)说,
"刊登照片的行为是绝对鲁莽的。"

  但是也有人出来喊出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刊登照片是新闻自由;如果什
么都要经过新闻审查,就不是在美国做新闻了;刊登事实是媒体的职责,而读者
可以有权利选择看或不看;害怕,就不要看。还有的人说,"9.11"恐怖袭击时,
还不是有媒体刊载人们跳楼的场景,为什么自杀就不可刊登了;再说了,恐怖和
悲惨的照片说不准还可以唤起人们对周围这些孤独的人的同情心呢。

  但是,在一个新闻自由和商业竞争共生的年代,谁又能说自己分辨得清《纽
约邮报》的动机是为了新闻还是为了商业呢?

  男朋友,悲剧里的是非人物

  钱盈安的男友克里斯托弗·兰姆(Christopher Lam)成为此次悲剧的一个
焦点人物和备受争议的角色。兰姆,今年23岁,去年刚刚从纽约大学毕业,在纽
约从事银行投资工作。据他称,他是在2003年暑假与钱盈安在加州大学洛衫矶分
校相识的。两个人看的第一场电影是《加勒比海盗》。兰姆说:"从那以后,我
们就想时时刻刻呆在一起。"

  但是他们的爱情却应了一句俗话:相爱容易相处难。虽然钱盈安很快就转学
到了纽约,可以和男友朝夕共处,但两人的感情却时常不稳定。她在自杀前曾经
和男友多次吵架,并扬言过自杀。事发之前,他俩在一起逛书店时又发生了争执,
兰姆说他以为和从前一样是情侣之间的争吵,并没有想到钱盈安真的会去自杀。

  钱盈安本人是典型的品学兼优的学生,接触她的人都爱说她非常爱笑,还很
开朗。她的父亲是硅谷著名数码影像录像机制造商"帝维" (TiVo)公司的副
总裁钱大卫(T.W. Chien)。据她的舅舅杨伟说,她高中时是田径、体操和篮球
运动明星,曾获得加洲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录取。

  这样一个勇敢倔强的女孩,把爱情看得至高无上。兰姆说,她曾经写下过这
样的两句话:"你为爱而活着,因此你无怨无悔。""这也是导致这场悲剧的原
因。"兰姆哽咽地说。

  关于兰姆对钱盈安的爱,在悲剧发生后引来了很多人的非议。关于他利用女
友的金钱,并控制她,阻止她和外人交往的传闻颇多。兰姆令人反感的原因之一
是他言行不符地接受了《纽约邮报》的采访。他说,钱盈安的父母非常反感外界
将女儿自杀一事与纽约大学的数起学生自杀案联系在一起,并对此大做文章。他
称,冷冰冰的数字让人非常反感,女友的死和学校无关,只和爱情有关系。她的
死不应该和冷冰冰的数据相联系。但即便这样,他还是接受了一个两次刊登自己
女朋友坠楼身亡的报纸的采访。

  另外,他的拜物主义虚荣态度也成为众矢之的。一边,他说,"她是我生命
中的至爱。我只属于她","我仍要娶她为妻","她父亲同意了,认为这是他
所听到的最难以置信的爱情故事之一。" 3月10日,兰姆在征求钱盈安父母的同
意后,于次日举行了"冥婚",为死去的新娘戴上一枚镶有八颗钻石的白金钻戒。

  另一边,他回忆起坠楼的女友的情形时,却在说着满口充满铜臭的话——

  "我向人群冲过去,看到了一地的血,我看到了她。她戴着我在美林证券公
司的棒球帽,穿着我买给她的白色"香蕉共和国牌"夹克。她有自己的白色皮革
钱包,她总是把钱夹放在肩上避免被人抢劫。她当时还穿着和我配对的普拉达运
动鞋。"

  用物质主义表达情感也许已经成为他无意识中的生活方式。但这样大倒胃口
的言论自然丢掉了人们对他的同情。在纽约大学的论坛上,有人说,本来可以理
解他急于得到同情的心理,但是他一上来就习惯性大谈名牌,忘记是在谈论自己
爱人的死,实在让人反感。一个自称约翰·张的人在网络上甚至称,兰姆在女友
死后依然如故地打牌、看电视、社交等,如果他要上电视去兜售自己的爱情故事
也肯定不足为奇。

  不管这是事实还是谣言,有人对此事件做了如此评价:钱盈安不是因爱而死,
而是缺乏爱才丧生。

  钱盈安自杀事件以及公众的反响或许折射出美国青年一代情感上的误区,也
给很多人敲响了警钟,恰如弥尔顿诗中所说的——"无论谁死了/我都觉得是我
自己的一部分在死亡。/因为我包含在人类这个概念里面。/因此我从不问丧钟为
谁鸣,/它为我,也为你。"

  这才是事件本身的寂寞与苍凉之处。

(XYS20040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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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ICANN��美�政府控制 取得�立地位

負責監督網路核心機制的網際網路名稱與數碼位址分配機構(ICANN),已獲准獨立於美國政府之外,取得獨立地位。

ICANN與美國商務部周三宣布,已簽署新的協議,讓這個網際網路管理組織「獨立運作,不受任一機構控制」。ICANN也將繼續維持非營利性民間組織的性質。

之前美國政府與ICANN的協議剛到期,雙方因而簽署新協議。

ICANN說:「依照這項協議,ICANN將接受社群的評鑑
—進一步肯定其多方共同管理(multi-stakeholder)的模式足以自我評鑑。」ICANN並指出,新協議是「長久性的」,不像以往的協議明訂以三年為期限。

ICANN成立於1998年,其宗旨是代表美國政府監督最高層網域名稱系統管的理與IP位址的分配。近年來,讓ICANN也對世界其他國家負責的呼籲聲浪愈來愈大,例如歐洲聯盟自2005年以來就呼籲讓ICANN脫離美國政府而獨立。

ICANN執行長Rod
Beckstrom表示,新協議「象徵ICANN的發展進入令人振奮的新階段,成為真正國際性的組織,並證明ICANN讓公眾參與的模式有效運作」。他強調:「ICANN的目標是:全世界以同一個網際網路串連每個人。」

歐盟執委會對ICANN周三宣布獨立表示讚場,歐盟資訊社會暨媒體委員Viviane
Reding說:「我歡迎美國政府的決定,讓ICANN順應21世紀與全球化世界的現實,而調整其網際網路管理者的角色。」

Reding還說:「今後,全球網際網路使用者可以期待,ICANN有關網域名與位址的決定將更獨立自主,把人人的利益納入考量。外部的評鑑小組將定期評估ICANN的表現。這項改革如果以有效、透明的方式落實,將獲得廣大公民社會、商業界和各國政府的認可。」

根據新協議的條件,美國商務部將在ICANN的政府顧問委員會(Governmental
Advisory
Committee,GAC)中取得一席。GAC由網際網路社群代表組成,負責檢討ICANN的表現。

Reding表示,歐盟也將在GAC扮演積極的角色,並設法進一步改革這個委員會本身。她並呼籲各界構思建立「更強大的外部上訴機制,以制衡ICANN委員會的決策」。

據ICANN引述,幾位網路業知名領袖也讚許ICANN邁向獨立。網際網路共同發明者Vint
Cerf認為,這項新協議「履行ICANN成立之初就訂定的長期目標:讓網際網路更強大、可靠且能互通,造福全球」。

Google執行長Eric
Schmidt表示,Google支持這項協議,並讚揚「ICANN在提供網際網路穩定性方面的表現已臻成熟」。(唐慧文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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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30日星期三

【转贴公社】 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英文版创刊

新华网北京9月30日电
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60周年的日子里,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英文版于今天创刊并向海内外公开发行。

  中文版的《求是》杂志创刊于1988年7月1日,其前身是1958年6月1日创刊的《红旗》杂志。在50多年不平凡的历程中,《求是》暨《红旗》始终是中共中央指导全党全国工作的重要思想理论阵地。

  《求是》英文版的办刊宗旨是:通过选编和翻译《求是》中文版的重要文章,适当选编和翻译《求是》杂志所属子刊《红旗文稿》的重要文章,以及以文摘形式选编和翻译中国其他重要报刊的理论文章,服务于中国党和国家的对外交流,使《求是》英文版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执政理念、治国方略的权威解读平台,成为中国发展理论、发展道路、发展模式的高端传播渠道,成为国外政界、学界和民间了解研究中国事务的重要窗口。

  《求是》英文版为季刊,每年分别在1月1日、4月1日、7月1日和10月1日出版春季号、夏季号、秋季号、冬季号。每期不少于96页、7万字。栏目有政治、经济、文化、法律、社会、党建、国际、文选、文摘等,并针对国外读者专设"小辞典"、"小资料"、"专题解读"、"理论动态"等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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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揭秘扁时代台湾第一名妓投海自尽事件

1997年9月6日,时任台北市长的陈水扁仓促废娼,引起百余名公娼上街头抗议,经公娼自救会和当时介入协助的女工团结生产线的长期抗争,终于在马英九当选台北市长后,于1999年3月争得缓冲两年,2001年3月执行废娼政策,台湾公娼正式走入历史。

据中评社报道,在公娼上街抗争期间,几乎所有性工作者都罩上斗笠、以花布蒙面,唯独有一位头发永远吹烫整齐、妆化得漂漂亮亮,坚持以真面目示人,这位"官姐",一路走来,始终如一,也被外界封为"一代名妓"。

本名官秀琴的"官姐"是台湾妓运第一人,也是当年率领公娼长期反扁,争取到缓冲两年的公娼运动领导人。她之后和日日春协会争取"性工作除罪化",生前最大的愿望就是可以和姊妹合作经营个合法小娼馆,俸养老母、支付房贷,存些晚年的生活费。

2001年结束缓冲两年,正式废娼后,官姐和4个小姐合作经营小型私娼户,自己也兼着下海。地下娼馆面对任何人都要低头和委曲求全,官姐一肩承担各种交际应酬,应付各种地方势力、黑白两道、警察取缔、打点邻里关系,支出庞大,她经常感概"变成非法,什么人都可以骑在你头上,我们只有低头,求人手势拿高,放我们一马"。

原本合法的公娼转为私娼,所有小姐只能在孤立的系统内,像蜘蛛网般的把生计债务压力彼此支持。其中一个小姐欠债落跑,马上牵连到原来大家互相借贷的系统,一个洞一破,全部人受牵连,官姊于是欠卡债去补洞,但做保人的官姐也承接朋友的地下钱庄债务,开始挖东墙、补西墙,庞大的卡债、钱庄高利贷,就像吸血鬼一样,让她们在地下化的处境,经济问题越来越大。

官姐不愿让朋友知道她的困境,但每天要还钱庄新台币9000元,付不出来时就再跟周围姊妹借或标会还,又必须支付新的利息,困境越来越大,2006年7月底,邻里普渡要她出钱办桌,再加上各种逼债的压力源源不断,死会会钱也要缴,遇到不满意小姐服务的客人发飙要向警方举报私娼,她还下跪恳求。

7月30日扁当局为了要拼治安,用重罚重赏要求警察严抓色情,而台北市又在暑期执行加强取缔色情专案,要大抄性交易场所,因此朋友警告官姐,到9月底都不要开店,"取缔色情不能营业",没有现金收入,所有周转全被卡死,这是官姐死前两天。

7月31日凌晨,官姐打电话给店里姊妹,说自己和台当局苦战了这么多年,但却等不到合法化了。陈水扁掌权时不可能让性工作合法,就算国民党上台,现在马英九这样取缔,合法化遥遥无期……,她已经等不到那一天。

8月1日凌晨,官姐找了她最要好的客人朋友,说心意已绝,告诉客人,这个宵夜是最后一餐。8月1日下午她离开店里,说回家看母亲,然后一去不回,发现尸体,已是8月3日。

日日春协会秘书长王芳萍回忆起过去,以前的小姐都坐在椅子上,一个个盘起脚来等待客人上门,等到客人进门,小姐领着进入房间进行性交易,以15分钟为单位,收费新台币1千元,娼馆老板分3成,小姐分7成。

在过去娼馆合法的年代,台北市最多有上百家公娼馆,还有数量难以计数的私娼,大多集中在万华区华西街和大同区归绥街,在1980年代前后最为兴盛,性工作者高达上千位,成为台北市都市发展过程当中最为阴暗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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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重庆原司法局长文强鱼塘藏2000万巨款

"超级震撼","太壮观了"。最近两天,一组"重庆打黑除恶阶段性成果汇报展"的照片开始在网上流传,"打黑除恶缴获的众多实物"着实让网民大呼惊叹。

据悉,该成果展9月19日开始低调进行,参观者主要限于公安系统干警及家属和部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观者不允许拍照或对外宣传。而网友偷偷拍下的这组照片,让更多人了解到了重庆打黑的成果。

网友悄然拍下照片

照片于9月25日出现在某论坛,题为《绝对现场----------市公安局的打黑成果展!》。

网友"德国的麻雀比鸡大"在帖中称:"今天上午有幸被邀参观市公安局的打黑成果展,出发前带队的就千叮咛万嘱咐说绝对不允许拍照。但是,我还是留了一手,随身把卡片机带去了。进到公安局之后才发现,里面的监控人员之多,基本上都没得我拍照的机会。不过,我还是悄悄照了几张,给大家分享。"

据此前《时代周报》报道:9月19日起,重庆打黑除恶阶段性成果汇报展在该市公安局机关大院内举行,许多参观者感到震撼,"整个展会仿佛是一场奢侈品展示会。"

深水鱼塘埋巨款

偷偷拍下照片的网友让众多网民见识了展览的冰山一角。

除了"豪华车"展,照片里可以看到文强收受的各种古董文物:从各种瓷器到碑刻再到恐龙蛋化石,同样令人咋舌。

在这组照片中,帖主特意拍了一张巨额赃款照:成捆的百元钞票堆成了一个八层小山。一旁的介绍牌上写着:网上盛传"挖鱼塘"的实物------犯罪嫌疑人文强藏匿的巨额赃款。这是重庆警方首次证实外界"挖池塘"的传言。

"挖池塘"的说法来源于香港《大公报》9月4日的一篇报道,报道称,随着调查的深入,文强的老婆带领专案组人员到一处赃款窝藏点------位于机场高速公路边的一个深水鱼塘,在鱼塘底的淤泥里花了两天工夫才捞起一大捆用油纸层层包好的钱,"接近两千万啊!"专案组人员说,"每一叠都用油纸包得很好,裹得很紧,没有一叠进水的,看来他们花了很多工夫来包钱扎捆,藏的地方也这么特别,他们两口子不开口,谁也想不到找不到,他真不愧是个老刑警队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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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重庆涉黑司法局长文强资产近亿

文强,1992年9月调任四川省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1997年重庆直辖后担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长达11年,于2000年11月被提任正厅级,2003年任重庆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2008年7月出任重庆市司法局局长。

长期潜心研究黑恶团伙的西南大学法学院教授汪力说:"黑社会本质上是市场经济的伴随物,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不断向政府浸透,寻求靠山和地域控制力,以维持这种关系。"文强的发展轨迹,也不会脱离上述规律。

别墅价值3千万,他没花1分钱

位于重庆武隆县的仙女山国家森林公园海拔1200米-2000米,是重庆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和避暑胜地之一。8月29日,一场大雨之后,记者来到这里,见证了文强的一处房产。这处房产位于仙女山镇石梁子村黄家湾,是占地20多亩(一说十八九亩)的双栋别墅。当地一直流传着一种说法,即:文强买地没有花1分钱,是武隆县一位主要领导白送的;文强建房子也没有花1分钱,是有建筑商替他免费建好的。据在仙女山上搞开发的一位房产商估价,该两幢别墅的市场价应该在3000万元左右。

文强总资产已近9位数

接近文强案专案组的人士称,这仅是目前查实的文强8处房产中的一处。文强因涉嫌严重违纪被双规后,从其一处住所中搜出来大量的人民币、港币、美元、英镑以及金条,价值3800万元,还有8处房产(其中4处别墅),其总资产已近9位数。"重庆警方自6月以来端掉的14个大型黑恶犯罪团伙,其中多名首犯是重庆当地亿万富豪。"重庆一位政界人士认为,文强既甘作一些黑恶势力的保护伞,其收益自然不会低。

从打黑英雄到黑势力保护伞

2000年9月19日,中国头号悍匪张君在重庆被擒获,时任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的文强成为出尽风头的英雄;可是仅仅在一个多月之后的10月25日,重庆查禁赌场的警察死于黑社会性质组织成员护赌的枪口下,虽原重庆市公安局治安总队总队长李虹等被判刑,但文强被指为幕后的"最大保护伞"。"从那以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他的反映就没间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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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9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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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28日星期一

坐牢知识简介

良心犯人权犯政治犯坐牢知识简介

作者:卫子游

随着中国民主化进程不断深入,最终良心犯人权犯政治犯(以下简称人权犯)必定会成为永远的过去时。所以,估计很多人都不愿意写这种时效性很强的文字。再说,要写如何应对坐牢,也应当是刘晓波等"老资格人权犯"写出来才够权威。但因为大家都没写,而胡温新政对关押人权犯似乎兴趣极大。为了给那些因人权受迫害而被监禁的人们提供一些帮助,才写下下面这些内容。写作本文的目的,主要是想给初次坐牢的人权犯们提供一些参考意见,如果有一个人权犯因读过本文后逃过一劫,或者因应对得法而缩短
坐牢时间,那么,本文也就算是没有白写了。

一,"牢"的种类。

"牢"有四种:

1、行政拘留。一般来说,行政拘留不与刑事犯关在一起,也不算严格意义上的"坐牢
"。被处以行政拘留人员应当关押在行政拘留所,不得与涉嫌刑事犯罪人员关押在一处,只有在县一级没有设立专门的行政拘留所时,才有可能给关进看守所。被处以行政拘留的人员在被关期间,除了不能外出活动外,在行政拘留所时条件相对较好,可吃饱饭
,可打电话,可用自己的钱购物,有时还有篮球赛等娱乐活动。

2、刑事拘留。如果当局认为你的事相当严重,已经构成"犯罪",那就会将你关进看守所。看守所每个县级单位都有一到两所。在四种"坐牢"中,在看守所的日子是最难熬的,原因有五,一是因为这时你刚刚被收监,从自由状态中一下子关进不自由的牢房里,很难习惯,加之命运前途难测,日子会很难熬;二是看守所的自由程度最低,最坏的情况连放风都没有,每天活动的空间全在那么十来平方米的小房子里,朝夕相处的人可能是你极为厌恶的粗鲁低俗之众;三是看守所的伙食最差;四是还有可能受到刑讯逼供等非人待遇;五是在看守所里一起关押的人员由于也是被关进来不久并且前途难测的
,情绪波动大,极有可能相互之间发生冲突斗殴。

写到这里,有必要将看守所的性质特别作个介绍,很多人对这种机构完全不了解。看守所属公安局管辖,但看守所与监狱执行的是差不多的一套管理制度,都受检察院狱政科监督。有人被关押人员将看守所的民警与办案人员混为一谈,认为他们是一起的,其实
这种认识有错误。在性质上,看守所就如同仓库保管,只不过仓库里存放的不是物件,而是人罢了。看守所的责任就是保证其所保管的人在里面时不出事。看守所不是办案机关,但看守所的民警同样有"发现案情线索"的责任,所以面对这些民警需要格外小心。此外,看守所鼓励在押人员之间相互揭发,检举揭发如果属实,是有可能减罪的,因此,对一起关押人员说话时要留点心。关进看守所里的人有各种各样,有小偷,打架斗殴者,贪污受贿者,也有强奸杀人犯;看守所里关押最多的是尚未判决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但也有已经判决等待执行下一个程序的,如死刑犯就必须在看守所里关到生命终止;还有短刑犯,即只判了一年半载不用转往监狱就快出去的,或者判了三年四年
本人自愿交钱留在看守所做"外劳"不转往监狱的。

3、劳动教养。按中国现行法制,公安机关"有权"不通过法院判决,将不够刑事起诉
的犯罪嫌疑人直接判处劳动教养。被判处劳动教养的人员将被直接从看守所送到劳教所
,强迫劳动。劳教所的伙食和行动自由程度比之看守所,都要稍微好一点,但劳动强度 强得多。

4、坐监狱。严格说来,被送进监狱(劳改农场)才是正儿八经的坐牢。进了监狱,都 是已经判决的。监狱属省一级司法厅局管理,相对而言要规范一些。但也有例外。

二,坐牢的时限

四种"牢"的时间长短各有不同。

按旧的《治安处罚条例》,行政拘留最长30天,按新的《治安处罚法》,有两项以上的
"违法行为",合并可处最长不超过20天的行政拘留,只有一项的,最长15天。行政拘留期间如搜集到够起诉的"证据",有可能转刑事拘留,但更多的情况应该拘留到期后
就放人。如泛蓝联盟的孙不二被拘留15天,就是这种。

刑事拘留最长时间一般不得超过10天。到第11天,要么放人,要么就得通过检察院给予 逮捕。下逮捕令时,必须直接通知本人,并要签字盖手印。

劳动教养最长时间不得超过3年。

进监狱后的时间,一般都有判决书为据。但"表现好"的,有立功行为的,以及有其它原因如与监狱管理方关系处理得好的,或者行过贿的,都有可能获得减刑,最多可减刑的时间不得达到法定刑期的一半。有某些严重违反规定达到犯了新罪的,则有可能延长刑期。此外,也有通过疾病保释或外国政府施压要求必须放人或中国政府拿放人作政治
交易等方式中途出狱。

三,应该尽量防止坐牢

乱世多豪杰,当今中国,为了实现民主自由,不惧坐牢的人士大有人在。为了国家民族大义,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从来都被视作传统美德。以成全美德为第一作为一种个性化选择,我们应该给予尊重,给予表彰。但有一点需要提醒,在个人利益与国家(集体)大义孰重孰轻方面,自由主义的取向与共产主义相反。自由主义不拒绝利他主义,也推崇舍却个人某些利益为公益服务的品德,自由主义反对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的斗争思维,自由主义主张宽容,宽容有缺陷的人,某种意义上讲,自由主义的宽容几乎无所不
包,但自由主义也是有敌人的,这个敌人就是集体主义。

这里有一个悖论,被抓进去的良心犯,很多都是为了国家而主动将拯救国家民族的责任扛在肩上,如果没有为国家民族献身的激情,没有精忠报国的信念作支撑,良心犯们就不可能执着于自己的事业,但另一方面,将国家民族的大义看得比个人更重要,愿意为国家的"大我"牺牲"小我",却又确凿无疑的是集体主义思维。追求民主自由的人们,既然追求民主自由,就得认清,在中国迈向民主自由制度的路途上,集体主义思维方式是最大最难克服的阻碍之一。如何面对这个悖论?本文提供的参考意见是,当你有行动能力之时,当你恢复了自由之身时,主动担当起国家民族大义,当你处于困境之中不仅失去了为国家民族作贡献的能力而且自身都有待朋友来帮助之时,最好最紧迫的是处理好自己,将自己从困境之中早日解脱出来。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我坚决反对鼓动他人做林昭张志新江姐许云峰董存瑞(也许不应该将林昭与后面几个的名字放在一起)。

任何一个有志于推进民主进程的朋友,除非是迫害一方恶意要制造悲剧英雄,最好不要 主动以巨大灾难为代价去谋求烈士英雄称号。

在这里,我首先要向胡石根杨子立徐伟师涛郑贻春杨建利张林等受到重刑对待的良心犯们表达崇高敬意!他们都是被专制权力恶意制造出来的悲情英雄!但同时要说明(兼与任不寐兄商榷),一个人为自由中国所作贡献的大小,并不一定要以坐牢时间长短来衡量,事实上,一个人处于被关押的状态下,自顾不暇,其对自由民主事业所能作出的有益的推动工作必将受到极大限制,民主自由人士们被关押的越多,自由事业所受的损失越大。所以,我个人认为,并向民主人士们建议,只要能不坐牢,最好不要坐牢。

四,为了防止坐牢,可做哪些准备

首先,应该熟悉《联合国人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要熟悉基本人权范
畴的内涵和外延,这样,做民主自由工作才能理直气壮,才会有信心和力量,一旦受到 秘密警察的非法对待,才能讲出道理来从容应对。

其次,应该尽可能的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刑事诉讼法》,《警察条例》,《监规》,《刑法学》等,特别是要了解一下《刑法》中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最好能对《刑事诉讼法》中有关刑事诉讼的程序规定和在刑事侦察过程中你的权利和警察必须遵守的规定都有所了解。熟悉了这些,在开始与秘密警察接触时,可以规避很多不必要的麻烦,有可能赢得某些执法人员内心的尊敬,同时,可防范他们将一些非法的执法行为强加给你,从而为造成进一步的伤害种下前因。比如国家安全人员,如果没有检察院的批准文书,不得随意进入你的住宅,《刑法》第二百四十五条规定:"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司法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还有他们拦截邮件和处罚条款,刑讯逼供的处罚条款等,这些知识有时很关键,应该在警察发生类似行为时,及时告戒他们,或者控诉到管警察的督察那儿去。不要以为警察对这些法律都懂,他们或者因为是军人转业并未学过法律,或者因为从来没有干过人权案而对有关条款陌生,或者因为惯于服从缺乏独立思考而对此一无所知;也不要以为警察们都是同事,会相互包庇,其实,警察之间互相拆台互看笑话的情况多的是。你的提醒和"反攻倒算"(检举)有可能引起他们的良心发现,有可能引起他们的畏惧,有可能引发公安局内部的纠错机制或启动内耗发条,从而减轻或解除你的麻烦。

其三,最好是学一点逻辑学和审讯心理学方面的知识。有了这些知识,你在被审讯过程
中,就有可能掌握主动权,发现一些圈套,机智地回避对自己不利或更加不利的方面,有时候还有可能征服审讯人员。要想到,现在敢于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才是真正的勇者,警察们大多胆子很小,而且大多除了执行命令外一无所长,同时警察们的虚荣心很强
,不仅怕砸饭碗,还怕受讥讽。

其四,关键文稿文件不要保存在身边,不要保存手稿,关键文件最好在网络上的邮箱中
备份或在海外网站上备份。尽量避免因为自己的不慎给警察留下"证据"从而导致自己 将自己送进牢房。

五,口供极其重要

一句非常流行的顺口溜有助于我们认识中国警察的办案水平:"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为什么坦白遭罪、抗拒反而得好呢?这与中国警察的素质和办案程序有关。在中国,警察(包括秘密警察,刑警,巡警,交警,法警,森警,渔警,检察院的反贪警察等)多是部队转业的军人,也有政法系统干部和党政部门领导的子女亲戚,当头的,则常常是地方行政干部出身,偶有一些受过警察职业学校训练的,也因为中国警校教育属于与"法治教育"相背的"法制教育",从而导致其学员无法知晓法治精神,丧失独立思考能力,丧失识别正当行为规则与不义行为的起码良知。在这种警察眼中,国际法界定为合法的行为,如言论结社示威游行信教等,可以用"中国特色"四个字转换为"罪恶",国际上公认为罪恶的,如窃听私人电话、拦截私人通讯、擅入私人住宅,以及种种迫害人权的行为等,在经过"中国特色"一番之后,会被认为合法。迫害人权在警察的思维中叫作执行公务。这些警察素质的核心就是"服从党的领导,党叫干啥就干啥。只要党说的,对的坚决执行,错的也必须执行。"----甘当驯服听话的打手和工具。就甘当打手和工具这一点来讲,很多警察与纳粹培养的盖世太保相比,以及与金庸笔下的朝廷鹰犬相比,并无实质改进。这样的警察与电视剧中宣传的那些"英雄""神探"实在有天壤之别,其素质是很值得怀疑的。由于警察素质普遍偏低,中国刑事侦察破案率低就是顺理成章的。据一位职业检察官讲,中国刑事案破案率不足30%,大量案件成为悬案,经济案的破案率则更低,全国平均只有1%左右。原因就在于经济案件,特别是贪污受贿案往往具有点对点的高度隐蔽性,只要当事双方坚不吐实,你就拿他没辙。即使查出百万千万亿万资金,最多也只能定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真正的罪恶却因此受到掩盖而逃脱惩罚。1%的破案率,只有极少数撞到枪口上的冤大头才会遇到危险,绝大部分贪官贪了却平安无事。试问天下有如此好事,谁还不贪?贪了又有何惧哉?侦察能力低下,正是贪污腐败蔓延的一个重大原因。

在办案程序方面,中国警察最基本的招数----至少目前占据主导,是先录口供,抓到人,有理无理,突审一番再说,审过后没事的了不起放人,审出点什么的,根据口供再去补找证据。虽然刑诉法要求不得以单纯的口供定罪,但实际上,除了逼得口供之外,警察们很难通过侦察手段获得真相。同时,为了省事,口供自然而然成为警察们的破案法宝。佘祥林案等曝光的案件中警察们就是这样干的。可以说,如果将辛普逊放在中国审讯,这个黑人明星绝对死罪难逃,而像辛普逊案中那个混蛋警长,在中国则将成为神探,将被请到CCTV[法治在线]上大谈特谈其破案经验。

口供对最终形成判决如此重要,当着审你的警察,说与不说,说什么不说什么,一件事怎么说,就必须认真思量。

六,"说得最少最安全"----质疑公民不服从的公开性原则的普适性

"说得最少最安全"这句话不是我的原创,而是一位友人与我叙话时用来对我提醒的语言。听后,我感到有醍壶灌顶之感,因此现在贡献出来,与读者分享。

" 说得最少最安全"也可以说成是"让他们知道得最少,你最安全"。本文提出这条对付警察的潜规则来,是作为对将"公开性"作为指导公民不服从运动的教条的一个反动。从大卫梭罗到甘地,再到马丁路德金,他们所阐述的公民不服从理论中,一条至关重要的原则就是公开性。他们认为,越公开越安全。国内有很多自由主义大腕,特别是八九年那些指导过学生的人们,也常常以此教条"启蒙"后来人。在经历冤狱之前,我也是这样认为的,作为一个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信奉者,我认为自己没有任何不可告人的目的和行为,一言一行全都应该也完全可以做到光明磊落。只是在经历了一场冤狱之后,我才明白,在面对无视宪法者的情况下,照此"原则
"行事,将这个教条照搬到中国来,是一种错误。

首先,我认为,必须区分对恶法的不服从与对政治的不服从,甘地、梭罗、路德等当年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在法治环境下,旨在以和平的方式推翻恶法,改良法治,而不是以和平的方式争取对政治体制做整全性改造或对政制的根本动大手术。所以,对于不是图谋废止恶法的运动,不一定要完全适用他们的整套理论。在此,我要对当年指导八九运动者的思想提出商榷意见----不一定就正确,允许反批评,当运动已经发展到城市街垒战阶段时,还机械地要求学生和群众遵守公民不服从"原则",是不是导致了运动的思想错乱?

其次,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核心是对恶法的公开不服从,按照手段与目的相一致的原则,公开是必须的,但是,公民不服从运动,以及与此运动相配套的公开性策略,都不是甘地等主观构拟的,公开性也不是领袖们想当然用来指导运动的原则,而是回应特定环境时产生的智慧。公开性原则是运动派生的。坚持公开性原则,有利于他们所领导的不服从运动成就最大化,是一种回应环境时的最优化选择。一句话,是甘地们在使得公民不服从运动能对环境产生适应性的产物,如果这种原则不适应中国,还死抱住不放,岂不成了教条主义?

第三,波兰团结工会在经历了八十年代初的残酷镇压后,米奇尼克等领袖就没有遵守这种公开性原则。米奇尼克在狱中斗争的方法是"零口供"。在雅鲁泽尔斯基铁腕打击下侥幸没有抓进去的工会力量,最后能够得以保全并在九十年代复苏,一定程度上正是得益于他们在遭遇野蛮镇压之后及时改变策略采取地下工作的方式方法。我认为,采取这种地下工作的策略是不无道理的,波兰团结工会和中国民运人士所面对的压迫人权力量,与甘地,梭罗,路德等当年所面对的对手有极大不同。一方面,甘地,梭罗,金等当年所面对的对手,基本上都具有英格兰普通法的知识背景,一般来说,在这种普通法传统熏陶下成长起来的官员,其内心深处有相当牢固的正当行为规则,反感暴力,反对欺骗;另一方面,甘地,梭罗,路德等当年冲击恶法,因为他们所面对的体制具有一种通过某种程序使恶法得到修正的机制;还有两点就是,他们所面对的政府容许公民以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等方式表达政治异见;有独立的媒体向国人及时报道事态进展。所以他们实行公开冲击的原则,能够借此唤起体制内外人们的良知,并最终达致目标。这四点在当年的波兰和今天的中国都不具备。今天中国,镇压者完全缺乏法治观念,自以为权力无所不能,崇尚暴力,迷信欺诈,将诚实者视作傻瓜,对这些人诚实,不仅不能得到尊敬的回报,反而极可能引起他们对你智力和社会阅历等方面的轻视,将你玩弄于股掌之间。今天中国也没有一种通过合法程序修正恶法的机制,违宪在这里无罪,不仅无罪,反而被相当多的群众视为有理,相信宪法,相信低上的东西,被视为幼稚。今天中国的政府绝对不容许公民以集会游行示威结社等方式表达不满,他们要严厉打击的对象,正是行使这些权利者。今天中国更缺乏独立媒体,严厉的舆论管制将从事公民不服从运动者与公众完全隔离,不论你的行动如何有理,不论你的事迹如何足以惊天地泣鬼神,不论官方的行动如何愚蠢野蛮,公众一概不知。当年马丁路德金可以发动数百万黑人进军,甘地可以建立不服从运动训练基地,今天中国,可能依样划葫芦?只要有文字表明有两个人在执政党体制外以政治结社结合到一起,他们就要抓这两人坐牢。面对的对手不一样,面对的局势不一样,却要求使用同样的策略,如果还坚持这样的教条,只会害人害己。

第四,现在中国对人权犯的所谓判决,没有一个尊重宪法,没有一个不违背法理。这些判决书的内容,主要部分无一例外都是在陈述处罚对象做了哪些事,对于这些事实与法律之间的逻辑关系,一般都不予论证。这种判决书传达出法院在判处人权案事实上遵守着一条潜规则:只要证明这些事是你做的,你就有罪,至于这些事是否足以构成犯罪,那不是法院所能决定的,而是主宰法官的背后权力决策的。权力要惩罚这种行为或思想,而你具有这种行为或思想,就是有罪。面对这种野蛮的"三段论",从法理上,从宪法国际法上,从人权上辩护,全是白费蜡。我认为,对付这种无视法理的断案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其事实部分不能成立,律师和当事人辩护的主要着重点,要前移,放在设法证明证据不成立,或者证据是非法取得的。中国法官知道自己是工具,不缺乏工具理性,就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跟他论理,让他能以办案能力不足否定指控,而不给他在跟党走还是支持自由化的两难选择之间耍滑头的机会。

(更正:已经发表的第一部分中有一处错误,刑事拘留时限应为37天,即在刑事拘留满10天后,公安部门还可以通过检察院将刑事拘留时限延长到37天。特此更正。)

七,你有权保持沉默

"你被捕了!你有权保持沉默。从现在开始,你讲的一切,将成为呈堂证供。"从电视中,电视里,美国的,英国的,法国的,香港的,台湾的,日本的......所有这些比我文明程度更发达的国家出产的警匪片里,警察们都把这句台词挂在嘴边。这句台词就是著名的米兰达告诫。

唯独中国警匪片里的警察帅哥们不念这句话。中国警匪片里,代替米兰达告诫的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把米兰达告诫与"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放在一起比较一下,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国际上公认合法的,在中国被视为非法。这句话反过来讲也成立,在中国合法的,在文明世界中,却被视为侵犯人权。

用米兰达告诫来论证上面的主张----对警察"说得最少最安全"这个命题----也是合法的。合乎全世界公认的正当行为规则。所以,当警察要求你配合调查时,当他要求你,甚至刑讯逼供时,别忘了抬出米兰达告诫。你可以用轻蔑的语气告诉他:我有权保持沉默!你还应该反问道:你们这样审讯我,难道没看过电视吗?难道连米兰达告诫都不知道吗?然后当着警察的面,把米兰达告诫完整地背诵一遍。这种文化上的轻视,非常能够打击警察的气焰。要让他感到,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很不体面的事。

但他也许会告诉你:这是中国,不是美国,不是香港。这里不适用米兰达告诫。在这里,沉默就是抗拒,抗拒就将从严。

你可以这样回答他:你这是在侮辱中国人,你等于是说,中国人不配享受沉默权。你这等于是说,全世界公认为非法的,中国警察却当作合法。全世界公认合法的,到了你这里,却是犯罪。你这是在侮辱我们的祖国是野蛮之地。

看他再怎么回答你。

既然"说得最少最安全"符合米兰达告诫,符合全世界公认的正当行为规则,符合全世界公认的"法",我们还有理由坚持公开性原则吗?当然不!同时,我们还要看到,米兰达告诫其实是一项基本人权,向警察公开你的一切,就是违反米兰达告诫,就是放弃了你的一项人权。人权犯以维护人权为志业,一旦与警察打交道,却自动放弃权利,是怎么都讲不通的。

在这里还有一个道理需要论证一番。不止一次,有朋友对我们说,我们独立知识分子行事光明磊落,没有做过任何见不得人的事情,事无不可对人言。"事无不可对人言"!这句格言直至今日还被很多人奉为至理,而且是维权人士!真是个讽刺!这些人士大概从来没有打脑子里想过,"事无不可对人言"是个漏洞百出的命题。证伪它非常容易:

既然事无不可对人言,我们还要隐私权干什么?既然事无不可对人言,还要米兰达告诫干什么?第三,针对这个命题,中国古代已经有两个更能称作善良风俗的有名的反命题,"家丑不可外扬"、"亲亲相隐"。确实,我们没有做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们处世为人光明磊落,但我们能够拿到联合国桌面上讲的行为,我们可以堂堂正正地行使的宪法权利,在中国却被作为送进监狱的证据,在这种黑白颠倒的情况下,片面强调人格上的光明磊落,忽略自身风险,无异于引颈就戮,无异于授人以柄,实在是一种"今后可能(只是可能!)称为英勇,今天你的家人却只会收获眼泪"的中看不中吃的幼稚之举。

八,如何做到"说得最少最安全"

要让他们知道得最少,那么,从第一次传唤开始,当事人就要格外留心,不要对任何涉及事实的部分予以明确承认。特别要注意不供出必定会引起警察循你所说找到物证的细节,比如师涛那个著名的笔记本的存在及存放地点,就绝对不应该吐露。再一次强调,只要你认为对方不可能找到的物证,千万不要在口供中说出,即使他们拿出有关物证来,如果你肯定自己能够推翻它,那么,你也不要在口供中承认那东西就是你的。这不仅仅是策略,在法理上也是站得住脚的。任何人都有不自证己罪的法律权利!任何人面对审讯都有沉默权。要记住,现在是他们在指控你。要指控你,他们就得拿出证据来,如果你拿出证据,就等于是自己在指控自己。你自己指控自己,自己把自己送进牢房,那些迫害你的人却成了破案功臣。你说荒谬不荒谬?

当然,他们会对你软硬兼施。首先就会说,现在只是要搞清事实,构不构成犯罪,那是另外的事,是法官的事。千万别相信他们的这种鬼话。只要证明这些事是你干的,即使你引用宪法、国际法一万次,即使你和你的律师,和整个世界都认为那根本不是罪,都没有用。张林案,郑贻春案,师涛案,杜导斌案,罗永忠案......举不胜举,无数的案件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他们还会说,你有配合公安搞清楚事实的责任。对这个诱供行为,你一定要挡回去。你要抬出米兰达告诫来。你要告诉他们,搞清楚我干过没干过什么,跟我什么相干?那是你们的工作责任呀,你们不是侦探吗?不是福尔摩斯吗?你们就是吃这碗饭的。你们靠这个拿工资,你们没有充分证据凭什么抓我?既然抓我是有证据的,还需要我说什么?

下面我们来模仿一下首次问话及应答:

警察通常都是这样问的:某某某,知道我们为什么传(请,抓)你到这儿来吗?

你的回答:不知道呀!我正准备问你们呢。

警察: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要不要我提醒一下。

你的回答:谢谢!不需要您的提醒,我只需要您给出答案。

要记住,这个时候只要你回答知道,你答出原因来,就上圈套了。就被套牢了,就会被记录下来,作为以后进一步审讯你的"证据"。因此,首次问话,最好要滴水不漏。

如果警察拿出某种"证据"来,也不要慌乱,也不要一口就承认是你的。人权犯案件的证据与其它刑事案件的证据显著不同。人权犯的所谓证据,多数都是文件,文稿,他人记录,他人的供词,电话记录,照片,秘密录音等,这些所谓证据都有很大的或然性,很难排除是第二者所为,还有的根本就是以非法手段取得的,或然性的、非法得到的证据在法庭上都不能作数。以文件为例,警察拿出一张写有他们认为有问题的打印稿,并确定是从你家里搜到的,是不是就应该承认了?也不一定。从你家中搜到的,并不说明就是你写的,更无法证实你拿它做了什么,如果你回答那是从街上捡的,有什么证据足以证伪你的说法?除非你坦白了。再以网络写作为例,如果你用的是非实名ID,或即使用的是实名,但你发表的文稿在海外,警察同样没有取证能力。如果他认定那个作者就是你,你也有承认或不予承认的选择自由。为什么呢?第一,你可以说,这个ID或实名我没有办法证实有没有被人盗用,有没有第二个、第三个使用同一名字的人,这个排除工作该公安的帮我做;第二,文稿是我起草的,但编辑有没有修改过,哪些是我的原话,哪些是修改过的话,我记不清了;第三,文稿怎么过去的?即使有网络服务商提供证据也很难将证据链编织得完整,因为就是像师涛案那样有雅虎提供证据证实是某个IP地址和某个邮箱寄过去的,但又如何能够将该邮箱与你本人联系上呢?怎么能够证明邮箱和
IP地址不被盗用呢?怎么能够证实那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就一定是你而不是其他人呢?怎么能够排除恶意的网络攻击者所为呢?第四,即使证实是你所寄,但又如何证实是你所写呢?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写的呢?要知道,写作常常是一个人的事。这中间,只要有一两个链条不能榫合,只要你没有坐实是你,就给了你的律师以很大回旋余地。

在审讯中,警察往往都会使用一个"攻心法宝",这就是,是不是配合调查,将影响对你的处理。并且,警察们往往都将话话只说到这个份上,再不多说。他们的目的是拿这法宝要求你,或者暗示你,要配合警察,要争取机会,即使不能早点出去,也有望判轻点。其实,这是个圈套。对你如何判,权力并不在审你的警察手中,决定是否起诉、有罪无罪、量刑长短等权力在检察官和法官手中,在法官及法官背后操纵审判的权力手中。无论检察官还是法官,还是背后那个权力,都不会完全听警察的,却必须"听证据的"----至少形式上必须如此。警察在审讯时好象无所不能,好象很牛B,但对判决只有极其有限的发言权。你的态度好,有的警察可能会对公诉人讲,有的则不讲或忘了讲,警察与你之间的关系好坏,对你的映象好坏,对案件几乎起不到多少实质作用。只有你讲出的事实,是必须随案卷走完整个程序的。你讲出的事实多,惩罚就重,事实少,惩罚就轻。

对于在第一次传唤或审讯中不慎被套牢的,也有办法补救。只要你认为你所承认的"事实"他们不可能找到物证作支持,比如你的电脑和家里都没有保留底稿,但你说那个文件是你撰写的,那么,你仍然可以在第二次时不予承认,或者说是忘记了,或者将写作中的某个关键细节改变掉,不要说成与第一次完全一致。他们会诱导你跟上次讲一样的,同样的口供只有多次吻合才能作为证据使用,你必须坚持,在关键问题上,每次都讲不一致。在第三次第四次审讯时时,再不一致。不断改口供,前面的所谓证据,自然也就被推翻了。

如果你没有做到不说,而是说了一些,那么,一定要细心留意最后的记录签字。你的每一次口供都必须经你签字之后方才具有法庭证据的作用。要防止他们有记录中下套,一定要将涉及到事实的部分,改成与自己所说的完全一致,不管卷面整洁与否,那不是你的责任,不管他们重抄多少次,不管他们是否不耐烦,一定要坚持按自己所讲的原话记录,否则坚决不签字。

九,学会应对审讯,特别要学会识别圈套和忍耐

不说事实,还不签字,审讯的警察将怎么办呢?要说明这个问题,先得弄清楚第一阶段,即侦查阶段的有关法律规定。

前面我们已经讲过,刑事拘留阶段最长37天。在这37天里,如果公安部门不能拿出足以证明应予逮捕的有力证据,将很难通过检察院拿到逮捕令。那么,到期就只有放你出去。在这37天里,公安机关可以做哪些事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二章规定,公安机关侦查刑事案件,有权采取七种手段,即:讯问犯罪嫌疑人(包括预审和讯问两个程序),询问证人,勘验、检查,搜查,扣押物证、书证,鉴定,通缉。对于已经处于被刑事拘留状态的"人权犯罪嫌疑人",主要需要面对的只有预审和讯问,因为其它手段都需要并且只能在看守所之外做。对处于预审和讯问中的"人权犯罪嫌疑人",《刑事诉讼法》是这样规定的:"第九十三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应当首先讯问犯罪嫌疑人是否有犯罪行为,让他陈述有罪的情节或者无罪的辩解,然后向他提出问题。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应当说明的是,这个规定与"坦白从宽"一脉相承,否定了沉默权,排除了米兰达告诫,违背了国际刑事侦查的基本原则,是一条典型的恶法!对于有志于公民不服从的人士,应该对这条恶法表达自己的不服从,而能够抗衡这条恶法的,正是米兰达告诫即沉默权和不自证己罪权两条国际法公认而且中国警察一般能够接受的法定原则。

从上面这些法律规定可看出,法律授权予警察的,除了在看守所外面采取各种侦查手段之外,对于呆在看守所里的你,警察所能做的,就是并且只有:问你,问你,还是问你。再没有其它手段。

进过看守所的人就会知道,一些有经验的"二进宫""三进宫"刑事犯罪嫌疑人,在对付警察方面相当沉着镇定。警察们能吃几两干饭,他们清楚的狠。用他们的话说,警察的能耐像程咬金,只有三板斧:一吓,二诈,三丢手。吓不住,诈不出来,便只好放人。这些话有一定道理,但不代表对付政治犯的警察也都会是水货。对付那些小偷小摸与对付人权犯,当局的重视程度是绝然不同的。政治案件通常都被视作大案要案,是上面压下来的,表现好,极可能在上级面前表现一番,一案即升官晋级,表现得不好,则有可能从此失宠,地位一落千丈。因此,各地公安在办政治案件时,通常都会调派"精兵强将",越是有名的人权犯,案子在国内外越是广受关注,派来对付你的,便越会是当地公安局的王牌侦察员。这些所谓的"王牌侦察员"虽然也只是工具或干脆就是奴才,在硬本事上技不如人,唯独在整人方面,却有的是办法。

办法之一:欺诈和诱供。按哈耶克的理论,欺诈也是强制的一种,从法律的角度讲,执法人员欺诈和诱供都是违法的。但在中国,这些违法手段却是公安人员"战胜犯罪分子"的法宝。欺诈,就是把有的说成没有,没有的,捕风捉影也说得好象铁定了。反正你在牢里,资讯严重受限制,外面发生了什么,你一概不知。他们搜没搜到什么,同案的人讲没进过什么,你全是黑的。对于欺诈,能识破的,应当及时戳穿,并严正告诉他们,这是违法行为。对将相将疑的,最好不信。如果完全相信他们的鬼话,那就叫作"被人卖了,还要帮他数钱"。

诱供的形式多样,非常难以识别。仅举一例说明。

警察问:你是怎么想到要利用大众传播媒介宣传这些观点的呢?

注意,这个问句里就有十分隐蔽的诱供,如果你不反驳,只是老实巴交地如实回答,就等于是承认自己主观故意进行煽动了。在这个看似简单的问句里,至少包涵有三个圈套:

1、"怎么想到"的提问,包涵了"你在写这篇东西时曾认真想过,是明知会如此,也即是'是故意的'"的前置预设,如果你回答当时是如何想的,也就是承认自己是有意识要那么干;

2、将网络或其它什么媒介直接置换成了大众宣传媒介,包涵了你主观上有希望扩大宣传影响的故意,也就是有了向社会公众煽动的直接故意;

3、"宣传"一语,将你的思想表达权利变性成了政治阴谋,间接否定了你发表言论的行为是行使宪法权利,同时,将你的行为定性成了政治性的煽动。

对于这种诱供行为,建议最好能够在对方如此设问的当场给予有力的戳穿。如果没有戳穿,也应该选择一种柔软而机智的回答,直接或间接否定自己具有主观故意。

在此提供一个参考答案----这个答案只对已经无法推脱那篇文章是你所写的情况下才适用:当时我什么都没想,随便写着玩儿的,也没把BBS当作什么大众宣传媒介,我又不是宣传部的干部,哪懂什么宣传。

办法之二:跟你玩心理战。玩心理战有很多玩法,用他们的话说,叫作玩死你。在此仅举两种最常见的。

一是攻你的弱点。人都是有弱点的,比如你很爱妻子,那么他们便会将你妻儿老小的消息不断地暗示给你,当你觉得愧对家人,当觉得要不惜付出代价早日与家人团聚时,你的抵抗意志也就薄弱了。你不要想你的心理动态他们不知道,他们通过看守所里的监视设备和监管的民警,乃至在监号里安插的"眼线",随时掌握着你的一举一动。当你流露出意志薄弱的迹象时,他们便会提审,不失时机地"关心你","开导你",从各种角度劝说。直到你合盘托出"事实"或思想为止。

二是从反面激将,比如,警察会抬举你说,你是名人,你的文稿今后若干年就是文物,丢了非常可惜。如果你说,不,我有软盘备份。那就中套了。马上,他们便会将这个信息反馈给外面负责搜查的警察,把你的家翻个底朝天,不找到那个软盘不会罢休。如果找不到,便又会再来问你。

办法之三:将你凉在看守所里,跟你打消耗战。警察在外面,你在里面,他们是一伙人,你是一个人,他们既可以天天提审你,也可能一连十几二十几天乃至直到案件移交给检察院了,才理会你一次。没有坐牢可能想不到,只有坐过牢的人才会有体会。虽然刑事拘留期限只有37天,但初次坐牢者最难熬过去的大概也就是这37
天了。信息隔绝,活动空间狭窄,生活上突然不适应,思念家人,与同监的在押人员相处困难,伙食太差,被打被欺侮,遭刑讯逼供,希望与失望交相更替......等等,每一个坐牢者可能都会有自己特别珍惜的东西,每一个坐牢者都有可能因某一种或多种因素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在这个时段内,人性的种种细腻感受以微秒的时刻为单位,缠绕着,斗争着,较量着,胶执着,大脑被不断的"刷屏",臆测、兴奋、沉沦、苦恼、难堪、自豪、自卑......五味俱全,搅扰得你无法安眠!如果意志不坚强,很可能崩溃。

办法之四,频繁地转换关押地点或监号,让你在一个地方刚熟悉,刚刚适应,马上又给换一个生疏的地方,让你疲于奔命,疲于应付。

办法之五,刑讯逼供。这个问题,下面用专门的一节来介绍。

以上这些办法,他们可能只用一个就够了,也可能件件都用。当他们通过温和的方式得不到想要的东西时,都会采取某种极端或次极端措施。这些措施视警察不同,可能会五花八门。这些措施在警察的眼中,就是所谓的斗智斗勇。所谓的斗智斗勇,其实不过是斗机巧、斗狠。如果这些机巧管用了,他们就会自认为取得了胜利,而你就成了他们的手下败将,成了他们迈向更高地位的一级台阶。总之,既把你抓进了牢里,他们的思维一般都是把你视作砧板上的肉,他们想怎么剁就怎么剁,由不得你。不过,尽管警察们现在拥有看似毫无限制的权力,但有一点请牢记,办案警察找你越多,越是说明你嘴巴里有他们需要的东西。越是不应该随便乱讲。一旦他们只有采取刑讯逼供的下策,那就说明,他们其实非常无能,除了从你嘴里掏东西之外,再没有别的途径。那么你只要设法保护好生命,熬过这一阶段,不让他们掌握到足以起诉你的证据,就可以望见牢门为你洞开之日了。我估计,赵岩案,直到现在既不放,也不判,极可能就是遇到了这种证据不足的情况。

请记住!请一定记住!当警察掌握有你干过他们认为犯罪之事的证据,检察官法官就不会站出来为你说话,只有当警察证据不足时,检察官和法官才有可能站在你一边,因为他们此时否决公安的指控,不再需要承担政治上的责任,而只是从技术上为你把关。如果你有幸遇上良知未眠,内心深处暗暗同情你,支持你的检察官法官,这时他们肯定会说话的。

十,应付好审讯是坐牢第一阶段的头等大事

看过《红岩》等小说的人,极有可能将狱中与狱警的斗争视为坐牢的头等大事,看过陈独秀辩护词的人,则有可能会将在法庭上慷慨陈辞把迫害者驳斥得狗血淋头视为坐牢所期待的得意时刻,可能还有的人会将坐牢当作人生难得的经验,以自豪或其它某种非常态的眼光去看待坐牢这件事。当然,作为个性化的兴趣爱好,对每一个人出于自愿作出的选择我们没有理由不表示尊重。但从常识出发----自由主义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尊重常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身系冤狱都是灾难----无论是对自己对亲人还是对朋友而言。对于那些没有把应付审讯视作头等大事的人,现在我要告诉你,如果在侦查审讯阶段把与狱警斗争或法庭辩护或自豪或体验人生等作为基本的心理定位,那就大错特错了。

坐牢一般来说分为三个阶段,一是被审讯,二是被起诉,三是被判决。后面两个阶段的应对将在以后再谈,现在主要强调一下第一阶段。

在此我要特别强调指出,在第一阶段里,应付好审讯是头等大事!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保护好自身生命和身体健康是第二顺位的。其它一切,与狱警斗争、与狱友交流、在国际国内扩大影响等等,与第一第二位的两件事比较起来,全是无足轻重的细节。切切不可本末倒置!

应付好审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应对得法,便有可能安全地走出冤狱,或者有可能将十年冤狱缩短为五年,或者受到从轻处罚,以取保候审或监外执行或缓刑等方式早日与家人朋友团聚,如果你是一位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如果你是一位伟大的,了不起人权斗士和民主运动的精英之士,那么,早一天出来,就等于是早一天为民主事业作出贡献!本文前三节发表之后,在一些网友中引起了讨论,有的网友对本文立基于不坐牢或少坐牢的论点表示了反对意见。非常感谢这些朋友对本文的关注和批评!我觉得有必要作出回应的是,本文并不是鼓励害怕坐牢,特别不是鼓励大家都做犬儒主义者,更不是主张为了逃避坐牢就什么都不做坐等民主的馅饼打天上掉下来,本文立论基点仅仅在于:尽可能地减少损失!尽可能规避将大好人生虚掷在与非人性的专制工具的对抗上,这样才能尽可能地将才华能力用于推进人权事业。

在此还有必要批评一种在我看来是非正常的观点。这种观点就是,要用冤狱激发和坚定中国内地人士的反叛之志,激起更多人的愤怒,从而促使更多的人投身到民主运动中来。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有点像当年柴玲的主张:中国需要鲜血,只有鲜血才能唤醒国人。持这种观点的人,希望通过逼,来逼出反叛,逼出激烈反对政府的力量,从而大大推动中国民主化进程。这种观点在我看来之所以是错误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在一个自由主义者眼中,这种观点仍然是国家利益大于个人利益,是将他人或自己视作工具,是鼓励个人为了国家不惜牺牲,上面已经讲过,这种集体主义观念是自由主义的敌人;另一方面,民主人士所受损害越大,响应者越少,人权斗士所受损害越小,响应者才会越多,示范作用越大。人们会想,你看,他那样激烈地与政府斗,也不过如此,我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当社会对行使权利能走向成功形成了预期,参加者肯定多起来。预期维权运动成功者越多,自由事业才越有希望早日实现突破。我认为,多出几个成功的维权人士,更有利于克服社会人的畏惧心理,比塑造出几个悲情民运英雄,效果更好。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要作好短期和长期的多种思想准备,就要格外爱惜有限的斗士资源,尽量不要拼消耗。此外,从经济人的眼光分析,高成本,低回报,高风险的事情,必定曲高和寡;低风险高回报,社会资源才会自动向这个方向配置,才有可能形成趋之若骛的"投奔延安"现象。这么讲来,可能有人要讥我主张机会主义。我承认,这种论点中有机会主义成份。不过,自由主义只反对集体主义,并不排斥机会主义。当代自由主义的主流派别幸桓龉鄣悖�灰��诔绨堇硇裕�蠢床豢赡芸考苹�ト宋�鼓猓�?个人有权利选择他自己认为最可能成功的行动,从这个意义上讲,机会主义并不是坏东西。

十一,设法防阻刑讯逼供

坐牢的人,最难过的一关,大概莫过于刑讯逼供了。

对于第一次坐牢的人,虽然很可能没有遇上刑讯逼供,但还是极可能一直将遇上刑讯逼供当作一种心理预期,主动将自己坐进这种心理预期的阴影里,从而导致该维护的权利不敢理直气壮地维护。刑讯逼供的各种惨况,仅仅是小说所写,或者仅仅是传闻,就已经令人毛骨怵然,闻之胆裂。很多人,打进牢房开始,还没有被用过刑,就已经败在了这种心理预期下面。只要公安的稍微一吓,就竹筒倒豆子。这不能怪这些第一次坐牢者脆弱。毕竟,刑讯逼供像一个幽灵,在中国的司法惯例里繁殖了几千年,代代不绝,时至今日,还没有完全告别的迹象,在中国的某些地方,甚至还有愈演愈烈的报道。虽然一般说来,是否会遇上刑讯逼供,并不由坐牢者选择。但是,回避刑讯逼供,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首先,在合法的审讯程序中,中国现行刑法和刑诉法都没有授权侦察人员使用刑讯逼供手段来获取证据或口供,也就是说,任何警察在任何时候使用刑讯逼供,都不是在执法。

其次,《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明确规定,刑讯逼供是犯罪。《刑法》第二百四十七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实行刑讯逼供或者使用暴力逼取证人证言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刑法》第二百四十三条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犯前款罪的,从重处罚。"《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条规定:"司法工作人员徇私枉法、徇情枉法,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他受追诉、对明知是有罪的人而故意包庇不使他受追诉,或者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在民事、行政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裁判,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上述三款,如果能够动用,足以震慑一切胆敢刑讯逼供者。即使现在没有动用,但只要证据确实,在今后任何一个时候,都完全可以拿来对那些恶警进行追究。所以,

第三,你先要知道有这些制裁警察的法律,然后,一定要在他们准备对你使用刑讯逼供之前,明确告诉他们刑法上的这些规定!如果你记不住上述三款也不打紧,在看守所里,每个监号里都应该有《法律手册》,如果监号里没有,你可以向管号民警索要。一旦手上有了这些法条,你要背诵下来,或者条件许可,抄写出来,在审讯时念给警察们听。

第四,在让警察知道上述法律之后,你还要心平气和地跟打你的警察讲清道理:你不能破我的案子,最多只会导致一时半会的领导不喜欢,但如果你为了破案而使用刑讯逼供,就是犯了罪,就是罪犯!从这一天开始,到你死之前,你的恶行随时都有可能受到追究,没有罪恶能够永远逃避惩罚!为了一时的争功邀宠,为了每月那千把两千块钱,把自己搭进去,冒身败名裂的风险,你划得来吗?

第五,在审讯过程中,尽量避免与警察个人产生情绪上的对抗,不要去激怒对方,保持尊严,尽可能得到警察的理解、尊重非常重要,最起码要设法避免受到警察的歧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特别是政治犯与警察之间的冲突,主要的当然是人权和政治理念等方面的新与旧的冲突,但也不是完全都这样,还有很多是情绪上点滴不对劲或有敌意的肢体语言所引起,一些刑讯逼供,是在迫害者对被迫害者丧失了最基本尊重等情况下发生的,如果警察觉得你是人渣,你是孬货,你哪儿都不行,量你也不可能扳倒他,那么,他在对待你时,就有可能痛下重手而不自责,因为他认为对你这种人没什么可讲理的,"三句话抵不上一耳光",没什么值得顾忌的。人歧视人非常常见,歧视也有很多种类,智力上的歧视,人情世故方面的歧视,人格上的歧视,道德上的优越感而滋生的歧视,你不妥当的穿着打扮行为举止等方面导致的歧视,等等。在审讯中,及时察觉警察对你态度的基本面相当重要。如果发现对你的基本面认识很恶劣,你最好能够调整自己,通过调整,动摇对方的成见,形成对你的尊重。这对回避刑讯逼供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也许不能完全解决一切问题,但总不失为一法。在中国实现法治之前,刑讯逼供大概很难绝迹,但即使如此,总的趋势应该是越来越少,而在此期间,某些刑讯逼供是可以规避的。

第六,一旦有警察对你实施刑讯逼供,那么,要把谁,什么时候对你实施了什么样的刑讯逼供及时告诉其他警察,或者书面向公安督察投诉,向管号民警投诉,特别要告诉你的律师,或者在有上级检查看守所时,以及检察院狱政科人员检查时,要设法告诉他们,要争取启动司法内部约束机制,千万不能任其宰割,否则他在你身上将更加肆无忌惮为所欲为;同时,要设法通过放出去的狱友和律师等渠道,把你惨遭刑讯逼供的事情告诉亲人,再通过某些渠道捅到舆论界上去,一定要记住对方的人名,警号等标志。要提醒一点的是,在投诉时,只针对具体个人,不针对公安队伍,要孤立对方,把对方当害群之马来对待。如果你投诉打击的是公安全体,那么,就等于是给了迫害者一道护身符,他的面目将隐藏在"公安人员"这个整体后面去,反而安全了。

十二,学会鉴别和选择警察

上一节谈了如何规避刑讯逼供,虽说主要是笔者坐牢得来的经验和教训之谈,但实话说来,即使在写这些文字的时候,对于这些建议到底能发挥多大的帮助作用,笔者心里其实并没有底。我所遇到的极有可能只是仅在个案中出现的特殊情形。本文所有论点的前提,也只是从个人际遇出发参考某些案件后形成的有限事实。因此,并非完全是通过归纳推理得出的科学结论。基于这一前提,本文所述各种论点,仅仅具有参考价值,并非普遍真理。在党权和警察权几无约束的国家里,在宪法被排斥在司法程序之外的体制下,在法治为"法制"所置换的司法活动中,要完全消除刑讯逼供,只能是公众的一种期待。但是,即使如此,只要有一线可能性,只要规避刑讯逼供的可能性还存在,至少在理论上存在,我们向这个方面作出努力,就不是毫无意义的工作。正是出于这种思考,在结束侦查阶段之前,还是有必要讲一讲如何与警察相处。

在被关押的情形下,亲人朋友全都被隔绝相见,你需要与之打交道的,基本上只有两种人,一是同监的狱友,二是警察----说是"基本上",因为还有律师和检查人员等非经常但也肯定能见上一面的人员。这两种人中,毫无疑问,第二种人对你才是至关重要的。与他们相处的好坏,对你的前途和命运将会发生重大的积极或消极作用。

初进牢房者很容易犯的一个判断错误就是将所有的警察和办案人员全都视作一个样,都视作冤家对头。有这种认识的人,对这些警察,要恨就人人都恨,要怕就人人都怕,要鄙视就人人都鄙视。从总体上讲,对处于关押状态的人权犯而言,警察,以及检察官、法官等办案人员,全都是专政工具,很难从中找到一个不是站在你对立面上的。但是,所谓百人百态,办案人员之间的细微区别还是有的。有时,这种区别还非常之大。警察中,既有像南朵那样的人权志士,也有陷佘祥林于冤狱的恶警。如果能把对手"分而治之",对不同的警察区别对待,利用警察中的良知未泯者,或者设法唤醒他们沉睡的良知,对案件最终走向对你更为有利的方向,并非完全没有帮助。

从人权犯的角度可把警察分为六种:

1、服从命令型。由于中国对警察进行的是准军事化教育,准军事化管理,这些教育和管理都强调"军人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加之警察中相当一部分人来自转业军人,从社区文化特征上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军人伦理的合法地位。几乎每个中国警察都可划入这一类中。命令与服从教育、体制和文化,联合起来很容易将人压制成有腿没脑的机器。对于只知服从命令者,就要多用点脑子来对付,他们之所以把自己的行动交给领导去主宰,是因为他们认为这样做并且只有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如果你能够让他觉得你讲的有理,在观念深处自觉认同你的所言所行,站在你这一边,那么,让他们成为你的暂时性的工具,就不是没有可能。你最好能够正气凛然,先在气势上慑服他们,折服他们,然后用智慧,有针对性地"侵入"他们的大脑。对这种工具使用的目的就是,设法让他为你讲话,为你开脱,或者以不自觉的方式从消极方面消解上面的要求,磨损那些严厉惩罚你的意图的锋芒。

2、贪功型。这种警察想在政治案件中以"良好表现"得到上级赏识,从而获得升官晋级的机会。这种警察在所有警察中应该占据多数,即使是良知未泯者,在条件合适时,也难免会产生这种利己冲动。对付这种警察,要不失时机地告诉他,他的这种行为的性质,是在吃人血馒头,是想踩着人权犯的肩膀往上爬。通过这种告诉,争取从道德上唤起他被利欲遮掩的良知。

3、不得已应付差事型。这种警察没有强烈的个人谋利因素,一些老的,临近退休的警察,一些年纪较大而警衔低的警察,也许还有一些年轻而在文化上并未完全认同警察局伦理观念的警察,都有这种心态。这些警察更加看重的是人情世故,是人格品行,或者时尚趣味,如果你表现得通情达理,有正义感,有人格,他们一般不会给你太多难为,还很有可能自发地间接保护你。

4、责任感强,服膺法理,但知识封闭型。在讨论本文时,网友小乔谈到她曾遇上一位深圳的中年女警官。这位专政工具居然奉劝小乔"不要做国家进步的阻力",小乔说她当时不屑于与这种人辩论。我认为,小乔这是错过了一个机会----我对被刘晓波喻为"侠女"的小乔女士非常尊重,在此只是就不同观点提出商榷意见。从这位女警官所言,大致可判断她有相当强的社会责任感,并且极有可能在警察中担任骨干,即便不是官员,即便不是从权力上掌握着下层年轻警官,也应该是警察局里的
"大脑",从警察局小社会里的基本是非观等文化上影响着其他警官。因此,如果能够给处于封闭状态的她一次棒喝,将其震醒,促使她动摇或抛弃其陈旧观念,等于是四两拨千斤,将是有极大意义的事情。像这位女警官那样的警察,大多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完成了教育,然后成为工具,平时养尊处优,充满其大脑的,脑子里整天盘算的,主要是如何当好工具,思想基本处于停滞和封闭状态,却自以为是,很少遇到交锋的机会。遇上这样的所谓的警察中的精英,遇上他们的错误观念露头的时刻,建议立即给予驳斥,就事论事,平心静气,从法哲学等方面跟他们辩论,破斥其陈旧错误观念,挫其锋芒。这样做,不会给你造成任何危险,只会带来另眼相看。

5、内心同情,有良心型。警察、检察官、法官中有相当学历的,最有可能对你抱以同情,最有可能良心发现,要珍惜与这些办案人员相处的机会,设法说服他们。如果他们内心同意了你的作法----不是政治观点,如果你的智慧和人格赢得他们的尊重,他们会用自己的方式给你适当帮助。即使不能给你无罪释放,也能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范围内从轻处罚。

6、愚昧、野蛮型。这种警察一般来讲处于警察的底层,是警察中的极端,人数不会很多,也不可能得势。但正因为他们平时在社区里处于边缘化状态,最容易从抓捕对象上寻找失落的尊严,通过恐吓示威拳头等方式方法证明自己。对于他们,要注意不去激怒,少与他们对话,万不得已需要回答他们的问话,不要流露出轻蔑侮辱性的态度,语气和肢体语言要特别注意保持平和持重,忌讳以冲动回应其冲动,你跟他针尖对麦芒,等于是把自己降低到跟他一个档次。对于这种人,要记住,其实你是有选择办案人员的权利和机会的。只要发现有对你、对政治犯存有成见和歧视的,态度野蛮的,要在他不在场的情况下,及时对另外的警察讲,对看守所管号民警讲,通过警察之间的竞争和嫉妒等机制,形成约束。同时,由于公安局领导层害怕在办理有影响的人权案时出洋相,不愿自己管辖下制造国际丑闻,一旦发现有问题的警察,将会考虑调换。笔者就曾成功地通过这种方法赶走了一位对本人明显抱有严重偏见的办案人员。

总之,警察不是天外来客,不是生活在我们之外的世界中。警察就在我们中间,公安局的小社会与中国任何一个行政机关里的小社会差不太多,特别是文化方面,社会性方面,一些基本的是非标准方面,与其他社区大同小异。不要格外害怕警察,也不要把警察局的小社会想像得格外神秘。用你自己的平常心去推测你所面对的警察,只要你的心理没有毛病,就应该八九不离十。把你所面对的警察还原为平常人,你的应对将会从容得多。

十三,与警察交流些什么比较合适

一方面讲对警察有权保持沉默,另一方面又讲要争取警察的尊重和理解,这是不是既卖矛又卖盾呢?不是的。

本文主张,在与警察相处时,回答审讯时,一是在事关证据方面,坚决保持沉默,二是在政治主张方面,以保持沉默比较有利。证据方面,保持沉默是免于自证己罪,避免给警察以可乘之机,政治主张方面,尽量回避,原因基本上与不提供证据差不多,但具体道理将放在后面详谈。

除了这两个方面,其它的,与警察聊一聊,并无不可。有的方面,还建议你谈深入,谈透,纠正警察的错误。能与警察谈的大概有五十三个方面:

一是法理方面。这是可以大谈特谈的,谈得越多越透,对你越有利。与警察交流,忌讳讲民主自由的大道理,这将被视为顽固不化,除非你在意要在一个不适当的场合下展示自身信念坚定,否则,就多讲小道理,讲法理。这个方面,人权是必须谈的,宪法是必须谈的,国际法是必须谈的,刚出来的国务院的《依法行政实施纲要》也可以谈,但都不是重点。法理才是重点。最好能够联系《刑法》和《刑诉法》的具体条文来谈。你如果能够论证警察的指控从《刑法》和《刑诉法》的角度讲也不能成立,并且设法让这些论证进入他们的大脑,为他们所服膺,那么,他们还有什么理由自信?

二是人情世故可以谈,你读过并且估计警察也读过的书中的那些大道理也可以谈。比如"精忠报国","俯首甘为孺子牛"等等,那些充满集体主义色彩的教条,那些中国中小学教科书上的大而无当的漂亮观点,充满爱国主义迷信的宣传品,都不妨拿来对付他们。他们就服这个。这叫作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可以使得他们不把你视为异己分子和未开化的以求一逞之徒。

三是警察流露出的错误观点可以谈,就地谈,立即谈,接住他的话头,插进他的话头里去谈,形成热烈的争论。在谈中肯定共识的部分,及时肯定他合理的部分,同时毫不嘴软地批驳其错误的部分。并且,为了防止暴露自己的政治理念,给对手加大惩罚你提供依据,在批驳时,只破不立。通过这种讨论,间接告诉他,我比你们站得更高,看得更远,你们懂的那些道理,我都懂,懂得比你们深,比你们多。

四是尽可能多地从警察嘴巴里掏信息。秘密警察最让人感到害怕的是什么?秘密!秘密是什么?信息封锁。秘密警察的一切对你都是秘密。对未知的恐惧感才是最让人恐惧的。利用交谈的机会,掏出他们认为本案法律上成立的关键理由所在,给予批驳,或者为法庭辩论准备腹稿,都是谋定而后动的后发制人之术。

五是不妨谈点假的。关于欺诈,前面已经引征过哈耶克的观点,在此再展开谈一谈。按哈氏观点,把你抓进去是强制,欺诈你的审讯也是强制。两者叠加,就是双重强制。强制是什么呢?就是强迫你不服务于自己的目标,而迫使你为施加强制者追求其目标服务。对于人权犯来讲,自身行为的合宪性合法性不证自明,不合法的是抓你的人。这种抓捕与强盗行径无异。但你不可能对这种违宪违法者施加惩罚,你暂时无力追究这种罪恶,目前只能尽可能地使自己的损失最小化。在此情况下,如果能够用办法使警察服务于你的目标,岂不是美事一桩?如何使警察服务于你的目标?既然不可能把警察强制进牢房里,那么,反强制的唯一可能,就是反欺诈。有人可能会认为所有欺骗都是道德败坏的,但笔者认为,有一种欺诈除外,如果强盗把刀横在你脖子上,你能够通过欺骗,维护自身生命和利益,那有什么不道德的?只是要记住,欺骗唯一只有在敌对无可化解的特定情景下在道德上才站得住脚,换了这种极端情况,其它任何时候,绝不可使用。欺骗不是智慧,永远不要把《三十六计》等典籍中对待敌对者的欺骗行为应用到合法的竞争对手身上。

当然,在谈的时候要区别你的对手,预审阶段是国安人员,也就是抓你进去的第一天和随后几天,这是预审,一般由国安国保人员主持。到了侦查阶段,案件便会移交给公安局。在侦查阶段,也就是正式审讯时,与你面对面的,通常都是侦察员,是公安局的,国安人员则当配角。公安局的人,很有可能对你的看法,对你案件的看法与国安国保的并不一样。要利用这个不一样,扩大这个间隙。

综合以上,与警察交流,有一个总的原则,这就是,不能搞全攻全守,也不能只守不攻,更不应该举手投降,最妥当的是稳守反击。当对手远远比你人多势众时,先求守住,然后伺机反击,是比较可取的战略。

十四,高度重视第一次检审

公安局的侦查,一般不得超过二个月,特殊情况可申请上一级检察院延长一个月,取证特别困难的,可延长至二个月。除此之外,只有特别重大的案件可以经过最高检察院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延期,否则就应该放人。

人们说,在看守所里,是掰着指头数日子的,这话不假。所以,当你计算的侦查期限一到,还没有放人,你将会收到一张告知书,通知你,案件已经移交到了检察院。公安局移交给检察院的只有三项内容,公安局写的《起诉意见书》、案卷材料和证据,可见,警察对你态度的评价并不是法定必须有的起诉内容。移交给检察院的这三项内容中,案卷材料和证据你是绝对看不到的。法律规定你的律师有权阅卷,但也有可能律师的阅卷权遭到无理拒绝或限制,在人权案中,阅卷权遭到拒绝或限制的情况比比皆是。你有权看到的,就是《起诉意见书》,公安局不会送给你,你应该在第一次接受检察院审讯时,向检察官索要,或者通过律师拿到手里。记住!一定要拿到这个东西!从案卷移交给检察院之日开始,你就要随时准备应对检察官的审讯。当拿到《起诉意见书》后,你的注意力应该集中到这几张纸上来,对照《刑法》相关条款,了解指控的严厉程度,初步判断一下,自己将有可能最高判多少年,最低也将判多少年,更主要的是要仔细分析《起诉意见书》中的漏洞和问题,找准辩护的着力点和突破点,一般来说,像人权案件,《起诉意见书》中列举的"罪证"大多漏洞百出,这个时候,就要特别认真地分析,并将分析结果通过合法的途径告诉检察官和律师。

有的人,包括笔者,在未经历坐牢的时候,对检察院的重要性认识不是很足。注意力主要放在公安和法院这一头一尾上,把联系公安局与法院的中间链条检察院的作用轻视了。其实,检察院这一关非常重要。检察院是干什么的呢?从法律程序上讲,检察院的职责,《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七条规定有:"人民检察院审查案件的时候,必须查明:(一)犯罪事实、情节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犯罪性质和罪名的认定是否正确;(二)有无遗漏罪行和其他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人;(三)是否属于不应追究刑事责任的;(四)有无附带民事诉讼;(五)侦查活动是否合法。这是非常书面化的表达。如果用口语简明扼要说来,检察院的权力主要在于,它有权决定把你送上法庭,还是放掉你,有权决定扩大公安的指控,还是缩小指控的范围。举两例为证:刘荻案,就是在检察院放人的;杜导斌案,离不起诉也只一步之遥,如果他在与检察院院长谈话时表明放弃原来的政治立场,改变态度,也就放了,由于不愿意作出这种姿态,才没有达成不起诉,但虽然没放成,在检察院环节,却减少了指控范围,否定了公安局涉及刑法106条即郑贻春案中出现过的所谓勾结境外组织的指控。检察院取消了从重处罚的指控,是杜导斌在宣判当日就得以出狱的前提条件。虽然他应该无罪释放,但作为共产党上台以来首例以缓刑出狱的政治犯,当地检察院和法院还是
"手下留情"了的。

一般来说,检察官与警察相比,客观公正的程度要强一点点,法官与检察官比起来,又应该更公正。由于中国司法体制中存在一个毫无法律地位,却又掌控着司法最高决策权的政法委,检察官法官的公正便大打折扣,在人权案件中,由于被告通常被认定对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构成了威胁,政法委操纵得更厉害,严重时,也许不是严重时,而是在任何人权案件中,检察官法官的公正性都完全丧失。但即使如此,与检察官敌对的态度和言行,还是不智的。

有一点需要厘清,在人权案中,决定要惩罚你的人,是党委及其政法委,以及他们的行动工具国安局国保大队。公安局的侦察员,检察官,法官,都是被动地被卷进案子里来的。在职务上,侦察员、检察员、法官,毫无例外都是专政工具,但作为人,却有可能并不同意或不完全同意政法委的决定,很有可能,他内心深处站在你的一边。所以,如果能够争取检察官给予你帮助,何乐不为呢?

当案件移交到检察院之后,按照法定程序,检察官经过一段时间阅卷,就要提检审。检审是习惯叫法,全面的说法,大概应该是检察官审讯。检审在很多情况下只有一次,但也可以反复多次,当他们觉得还有情况需要找你查证时,就可能多次找你。如果你认为有必要,在检察环节,也可以主动要求与检察官见面。检察官出于全面掌握情况等目的出发,也可能乐于告诉你,可以通过给他们写信等方式沟通,交换观点。此外,还可以通过律师与检察官交换看法。你与检察官的沟通管道有很多。

你第一次接受检审对你极为重要,表现好坏,在检察官心目中印象怎样,对案件的走向有相当大的影响。很多检察官在你之前很可能从未办理过人权案件,但他们肯定已经认真地阅读过你的案卷,并且受到了公安局"恶人先告状
"式的严重影响,主观上也许对你抱有相当程度的成见,也许已经认定你是有罪之身了。然而,遵守法定程序,来听听你的意见,这本身就给了你校正偏见的机会,一定要用好这个机会。在此,我的忠告是,态度温和地、有尊严地跟检察官对话,对检察官讲出的任何一句话,要打脑子里过一过,如果发现观念陈旧错误,要不失时机地给予更正,要避免激烈争吵,但可以就对法律法理范畴内的不同观点看法适当讨论。在第一次检审之前,检察官一般站在公安局的视角看问题,你要设想他们已经听信了一面之辞,在检审中,你就要让他们听到第二面之辞,全面阐述你对案件对法律法理的理解,对证据的质疑。在听取你的意见时,检察官的身份近似于法官,他站在你与公安局之间,与法庭辩论时你与公诉人对立不同,此刻,你的反对意见并不是冲着他的,你是冲着公安局的,所以,语言不妨尖锐一点,措辞要切中要害。你努力的目标是说服检察官放弃成见,进而争取把检察官拉到你这一边来,让他成为阻击公安的一道防线,让检察官为你讲话,为你所用。在第一次与检察官见面时,一定要表现出正气和水平,前面所述对付侦察员的那些大而无当的为国家愿意牺牲等漂亮词句,照样要搬出来对付他们。要不失时机地反复讲这些话,反复多次讲,不厌其烦,不仅用来对付他们,在法庭上,还要用来对付法官。请记住,现在四十岁左右的公检法人员,无一例外都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的基础教育,身上都有左味,用左的一套对付他们,正是对症下药。

十五,政治态度是影响政治犯判决结果的关键因素

在刑事案件中,以检察官为代表的公诉一方,与由被告及其代理律师组成的一方在法庭上构成了此控彼辩的对立关系。这种对立关系一旦成为事实,那么,对于双方来说,都只有两种结果:要么胜,要么败。没有第三种可能。然而,如果你死死抱定这种胜败两分法不放,那么,就可能会错失第三种结果。

人权案中还有第三种结果吗?有的。

第三种结果有四种情况:

1、取保候审,直到取保候审期限结束,也不通过法庭作出判决,案件不了了之,李柏光钮丰禾等案就是这种结果,朱久虎案最终结果估计也差不多;

2、绝对不起诉,也就是在检察院环节以错案、证据不足等理由予以释放,这种情况一般应该给予国家赔偿,并追究有关办案人员责任,在政治案件中,这种情况五十六年来好象还没有过记录;

3、相对不起诉,检察院的不起诉书中仍然认定触犯了刑法,给戴个有罪的帽子,但结论却是因为犯罪情节显著轻微,免予追究刑事责任,下相对不起诉的结论,可避免有关人员受到追究和国家赔偿问题,典型的案例就是刘荻案,以相对不起诉结案;

4、也经过法庭判决,也下有罪结论,但仍然立即释放,这是一种变相放人,据笔者所知,这种情况中国五十六年来在政治案件中只出现过一例,就是杜导斌案以判缓刑的结论却行当庭释放的事实。

以上四种情况,取保候审可能由公安作出,也可由检察院作出;不起诉,不论绝对还是相对,只会发生在检察环节,因为法定程序中只有检察院才有作出不起诉的权力;最后一种,经法庭判决,也下有罪结论,但仍然立即释放,情况虽有不同,有的巧妙,有的笨拙,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你得让司法执法方面认为你政治态度上不再顽固不化。

前面讲过,在审讯阶段,对公安人员的态度好坏,不大可能产生影响案件的效果,一旦到了检察环节,态度却又上升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层面。这是不是矛盾呢?不是的。这里的态度是同一个词,表达的却是两个层面的意思,不可搞混了。对于公安侦查人员,态度不是重要问题,因为对于公安人员的态度,主要指的是你是积极配合调查,还是消极对待调查,指的是你对待调查的合作精神;对于检察官,态度的价值才变得重要起来,这里的态度,指的是政治立场,观念,对待当局的政治态度,指的是政治层面的态度。翻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找不到态度罪思想罪的,但在实际司法中,对于政治案件而言,当事人的政治态度如何,思想有没有转变,却被当作影响案件进程的关键性因素。检察官在决定对你如何处置方面,很大程度上,会参考你的政治态度。如果他们认为你顽固不化,那么,从重处罚的可能性就大得多;如果他们认为你已经"悔过自新"或"有所悔改",他们则可能会以"刑罚不是目的,教育才是目的",对你从轻发落。但对于人权犯来说,以检察官的价值尺度(好恶)来决定自身政治取向,是不可(很难)想象的事情。从自由主义视角讲,合法的自利最大,等于公益最大,一个人的政治态度,应该完全由其本人自主选择。然而,由于信仰伦理道德文化传统等方面的关系,任何人在面对这种选择时,却是很难称得上完全按自主意志行事的。有三种价值观将严重限制你选择第二种:

其一,你的政治观念与现行的执政党的政治观念根本就是冲突的,你信仰民主自由,共产党却坚持一党专政,在很多人眼中,二者形同水火,冰炭不能同炉,如何可以折中,如何可以屈服于威武?

其二,名节观念不允许你随便改变政治立场,"忠、孝、节"三字美德,"忠、孝"二字在上个世纪已被证伪,唯独一个"节"字,至今还坚挺在国人脊梁骨中,一谈悔改,便有二世做人之感,"变节"的悔恨将造成当事人终身难以痊愈的心理创伤,你会问自己,如要悔改,那么既有今日,何必当初?当初一切听政府的不就得了?哪会有今日的牢狱之灾?

其三,历史上慷慨就义的典范们的影响力,以及变节者的可耻下场,特别是共产党教科书中关于英雄与叛徒的道德熏陶,使你根本转不过弯来。

在笔者看来,在对待政治立场和政治态度方面,很多人至今就抱着这种非坚持即动摇的两分法。这些人士的伦理观念中没有妥协的地位,根本瞧不起作出妥协者,将妥协等同于变节。由于道德日益多元化,很难说这种认识就一定错误。笔者不认为自己拥有裁判他人道德观的权利,只是认为作何种道德选择是个性化的权利。因此,在这里提供三种选择,并分别分析其优劣,供读者诸君在万一遇上必须面对选择时,自主作出决定。与两分法有所不同,笔者认为,政治态度上面临的选择可划分为三种:

1、坚定不移,并把这种坚定性表达出来,一梗脖子挺到底,任凭放或不放,任凭判长判短,我自岿然不动,这是非常典型的大义凛然;

2、骨子里坚定,但并不外露,当检察官询问政治问题时,避而不答,或回答不考虑政治问题,只考虑法律问题,只考虑如何出狱,在与检察官沟通时,采取缩小目标的策略,不讲大道理,只讲小道理,只讲与案情相关的法理,讲人之常情,讲家庭,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把自己摆在一个平常人的角度,不争取形象光辉伟大,只争取案子结果对自己最为有利,重实际效果,当穷尽所有的抵抗措施仍然无效之后,必要时选择妥协;

3、投降,悔过,或真正从骨子里认为"今是昨非",愿意"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选择第一种态度,最合乎传统道德规范,你的人格尊严不会因为自己做出违心的让步而受到损伤,如果信息传播不受阻拦,你有可能因激烈的抵抗精神而感动整个中国整个世界,多少年后,很可能因此被誉为英雄,也有可能赢得办案人员内心的钦佩,但可以断言,眼前亏是有得吃的,你必须作好被刑讯逼供以及被从重判处的思想准备,当然,也不能完全排除被欺软怕硬而又随意性很大的的司法体制从轻发落的可能,只是这种可能性应该非常之小。

选择第二种态度,估计你受到的处罚会比第一种要轻一点,眼前亏要少吃一些,个人身体、利益和家庭受到的伤害也可能会少得多,但从长期来看,你有可能将因自己的妥协而在出狱之后受到某些歧视,以及自己内心的折磨,这些歧视和折磨,会使你产生还不如坐牢之感。

选择第三种,原则上讲也是你的权利,当然,这种表现是检察官最欢迎的了,这种选择带来的及时性利益当然是最大的,但从长远来看,负面效应巨大无比,若干年后,也许终你一生,都有可能被笼罩在由此造成的阴影中。

悔过负作用太大,妥协得不偿失,那么,是不是就还是只有选择坚决抵抗最合适呢?也不一定。

十六,历史、未来主义、血性和真理的迷雾

行文到这里,不得不从坐牢问题上暂时叉开,就历史、未来主义、血性和真理四个观念作些探讨,我认为,只有进一步厘清上述四个范畴,才有可能给读者提供一个完整的文本。

前面提到人权犯在政治态度立场问题上面临三种选择,在谈到第二种第三种时,对其利弊分析很容易使人觉得它们都不如第一种选择更划算。因为选择毫不妥协的抵抗,既无损于人格尊严,又有望成全名节,还可能感动公众,同时,更为值得争取的是,有望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与这些相比,特别是与历史上的英雄令名相比,吃点眼前亏算得了什么呢?如果问题真的是如此简单,那么,笔者肯定给你全力推荐第一种选择。然而,问题在于,事情并非如此简单。不简单的原因就在于,在这种
"英雄"观的前面,笼罩着四层迷雾。如果拨开了这四层迷雾,那么,这种英雄值不值得去争当,可能一些人就会重新思量了。

第一层迷雾,就是所谓的历史欺骗。我们在阅读中国历史时,读到的几乎全是历史上的杰出人物的业绩史,政治舞台上的帝王将相,军事领域的胜利者与失败者,文化上的一代风流,现在又增补了一些发明家科学家,至于数以亿计的小人物,那些被我们现在的社会科学史称为对一个民族的文明进化史起着实际型塑作用的普通人,全都被遮蔽到了历史的尘烟中。这种历史把我们引进一个巨大的骗局之中,好象所谓历史,就是英雄人物的册页,平常人是不配在其中获得地位的。受到这种欺骗的人们,把进入历史当作生命最有价值的标志,往往宁可像个英雄那样轰轰烈烈地死,也决不甘愿像个凡夫俗子那样湮没无闻的活。这实在是对生命最大的不敬!这种历史欺骗把生命异化成了历史符号,主张历史符号比生命本身更有价值,非常荒唐!我相信,今后的中国历史,肯定再不会是这样,肯定会重写。重写的历史,必将以普通人为重心,以探讨一个民族文明进化的过程、内涵及其对整个人类的独特价值等为目的。

第二层迷雾,就是所谓的未来主义。有的人,对当下的权威不以为然,对身边的荣华富贵嗤之以鼻,把希望寄托于未来,把希望寄托于某个代表未来的权力改变眼前的一切。这种人,表面看来是民主的促进派,其实,仍然是个极权主义者,只不过与现行极权主义者不同,他们所迷信的,是未来的极权。

第三层迷雾,就是所谓的血性。有的人反对共产主义信念,却至今还认为,那些为了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不惜牺牲的人们,是有血性的汉子。人不可能无骨气,但也必须认识到,所谓血性,不过是非理性,主张用血性主宰自己,就是主张把自己交给非理性去控制。我倾向于认为,那些CCTV新闻节目插播的"历史的丰碑"中的人物,那些所谓的宁死不屈的共产主义战士,与其说他们是信仰坚定,不如说是残酷的组织惩罚的牺牲品,他们是在作为叛徒被处死,与作为英雄慷慨就义的两种坏之间,在"横竖是一死,赖死不如好死"之间,抛弃最坏的,选择次坏的。这种认识是有根据的,现在已经证明,没有一个共产党员是所谓的"特殊材料做成的",江姐许云峰这些"烈士",生理构造与我们一样,文化与我们差不多,智力上不如我们,人格不优于我们,其所信奉的"真理",已经被证实是谬误,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那些残忍的清洗队伍的组织惩罚手段,他们没有任何道理不为求生而作适当的妥协。

第四层迷雾,就是所谓真理。自由主义者不是笛卡尔式、卢梭式、马克思式的建构论理性主义者,自由主义者认为人不可能凭理性建构一切。但一个自由主义者可以是进化论的理性主义者。一般来说,只有建构论理性主义者才会"有勇气"认定自己的信仰是"绝对真理","放之四海而皆准",并愿意"为真理奉献一切",一个进化论理性主义者,在对待真理问题上,他的态度,借波普尔的话说就是,我相信我找到了真理,但是,在你看来,我的真理可能对,可能错,欢迎批评。所以,当看到"殃视"播放那些高呼"共产主义万岁!"的"革命烈士"时,我总是哑然失笑。他们坚信的共产主义是什么东西?一堆破烂!那些人却偏偏那么执迷!透过这些连篇累牍的舆论宣传,我从反面认识到,当我们说告别共产主义时,不仅仅是告别其整体论决定论本质主义的方法论,不仅仅是告别它的"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邪说"、"辩证胡说主义",不仅仅要告别共产主义理想,不仅仅告别民主集中制的组织体系,不仅仅告别一切交由中央统筹安排的计划经济制度,而且还要告别它那种"致命的自负"的思维方式,还要告别它鼓动人们为了国家利益牺牲自我的道德说教,还要告别它塑造烈士(实为炮灰)的舆论宣传。

当拨开了这四种迷雾之后,在认清了各种选择的后果之后,不论是倾向于选择慷慨就义,还是选择有条件的妥协,也许还包括选择悔过,我认为,此时此刻,才是充分自主的选择。

十六;尊重律师,但自己的命运还得由自己掌握

现在,来谈谈与律师有关的话题。

《刑事诉讼法》第九十六条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请律师为其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请的律师可以为其申请取保候审。"根据这条规定,任何人从被抓进看守所之日起,都有权聘请并会见律师。不过,法律上虽然是这样规定的,实际司法活动中,不仅人权犯,所有犯罪嫌疑人的这一权利,都没有得到充分保障。公安机关经常以种种理由直接剥夺或间接限制被强制对象会见律师的权利。很多人,直到案件移送检察院了,才能得见律师一面,还有相当多的人,根本没有律师,据资深大律师莫少平律师在一次演讲中称,有70%左右的刑事案当事人直到案件终审结束没有自己的代理人。稀里糊涂被捕,稀里糊涂走上黄泉路,在今天中国不算新闻。进口影片中那些戴着手铐仍然不惊不惧地高叫"找我律师来"的场面,在中国不知猴年马月会不会出现。

在法治社会,律师制度是极为重要的政治制度,律师是司法公正不可或缺的护法。但在中国,律师的地位与个体老板差不太多,他们在体制之外,不吃皇粮,一般不算政权中人。中国律师的权力是软的,只有公检法的权力才是响当当硬梆梆的。有律师没律师,公检法可照样办案,可照样抓人判刑。

律师介入刑事诉讼案件,法律依据是《刑事诉讼法》。这部法律规定律师的职权主要有:当案件还在公安局时,可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咨询、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当案件移送到检察院法院之后,律师可以提出证明被告人无罪、罪轻或者减轻、免除其刑事责任的材料和意见,可以查阅、摘抄、复制本案的诉讼文书、技术性鉴定材料,可以同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通信,可以向他们收集与本案有关的材料,也可以申请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收集、调取证据,或者申请人民法院通知证人出庭作证。这些职权总括成一句话就是:维护你的合法权益。

可见,法律赋予律师的职权,就是维护人权,至少纸面上是这样写着的。

由于律师制度不是中国传统司法程序中必须有的一环,中国出现律师这个职业,也不过百年历史,文革中还中断了十多年,更主要的也许是,人权在中国一直是个政治敏感话题,因此,律师在司法活动中的人权保障者角色,不仅没有得到公检法的充分尊重,而且对于一般公众,也普遍缺乏认知。

很多人对于律师存在误解,不是把律师看轻,就是看得过重。看轻的人通常认为律师手中无权,决定不了任何事情。看重的人则把律师当作救命稻草,以为律师能逆转案件走势,拯救自己于水火之中。在笔者看来,这些认识都存在偏颇。从价值层面讲,律师的职责固然在于保障人权,但律师这个职业对于司法的价值却不在于为被告开脱罪责,其作用主要在于维护司法公正,使证与罪相符,罪与刑相当。律师应保证无罪者不得加罪,却不应该使有罪者变无罪。在事实层面,律师的帮助对处于囚禁状况的人非常重要。律师是专业法律人,通晓法律,谙熟司法程序,能够帮助当事人避免由于对法律和司法的无知而产生的畏惧心理和各种有害无益的盲目行为,好的律师能够帮助当事人规避陷阱,并且发现公诉人的指控和证据中的漏洞,能够及时指出检察院和法院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加强对冤假错案的预防机制,好的律师还可以帮助当事人建立与外界的合法沟通管道,从而帮助当事人的亲友了解当事人在里面的情况,及时揭露刑讯逼供,等等,律师可以给当事人提供其家人朋友无法提供的有效的帮助。

不可讳言,律师的职权确实也相当有限。律师无权决定逮捕或释放,也无权决定起诉不起诉,更无法决定判罪不判罪和判长判短,所有这些决定权都不在他手中。特别是在人权案件中,由于公检法司都得受共产党领导,都被视作专政机器的组成部分,人权犯则被视为对专政政权构成危害的人,律师经常面临要么选择跟党走要么选择跟党的对头走的尴尬处境,本来就很有限的职权又受到进一步削弱。不过,即使如此,对于人权案,有律师与没有律师,律师优秀与差劲,还是有很大分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全国有名的大律师在检察官和法官面前讲话更有份量,这种份量有助于增大取保候审或不起诉的可能性,证据上的任何漏洞都有可能推翻公安或公诉人的指控,而没有律师或律师不过硬,结果很可能就是,公检法想怎样就怎样。

虽然迄今没有看到过区分好律师坏律师的公认标准,但从常识出发,我认为还是不难找出几条有可能得到公认的鉴别标准的:

1、好律师忠于职守,忠于当事人利益,敢于为当事人讲话;坏律师利益上跟检察官法官穿连裆裤,全靠关系和钻营混饭吃,这些所谓的律师,行事看公检法的眼色,该讲的话,如果发现可能会对自己不利,便不讲,最坏的,还甘愿成为迫害人权的帮凶,合伙构陷其当事人,拿人钱财,还害人。

2、好律师精通法律知识,能纠正公检法办案人员的错误,在适用法律上,见解常常比普通法官要眼高一着;坏律师法律知识贫乏,见解鄙陋,对案件的认识,对法律的理解,与糟糕的法官没有分别。

3、好律师勤于业务,对当事人案件的关键细节体察入微;坏律师喜欢作秀,基本上当事人讲什么才知道什么,对案件不钻研,对细节马而虎之。

当然,这些只举出了好律师与坏律师两个极端,更多的律师可能介于好坏之间。

与以往的政治犯稍有改善,今天的人权犯可以聘请律师,也有了请到好律师的机会。在目睹了一场又一场人权灾难之后,有志于保障人权的律师一天比一天多起来,张思之,莫少平,高智晟,范亚峰,李建强,浦志强,朱久虎,滕彪......这些熠熠生辉的名字像暗夜里的明星,给了我们以光明的期待。

虽然好律师有很大的能量,但在法律上,他要给当事人作何种辩护,有罪或无罪,主意却还是得由当事人来拿。当事人自认为无罪的,再大的名律师也得遵守职业操守,不得作轻罪辩护,当事人自认为作减罪辩护更稳妥时,律师不论个人抱何种看法,也不得自作主张强行进行无罪辩护。在辩护主方向上,律师只能给当事人作帮手,只能根据当事人的意愿,利用已有证据和他所知悉的法律知识进行论证。

有一点必须特别予以指出,尽管在指出这一点时心情沉重,张思之,莫少平,高智晟,范亚峰,李建强,浦志强,朱久虎,滕彪......这些让人一见便油然而生感佩的名字,在他们所代理过的人权案中,几乎无一不以失败告终,他们虽然屡败屡战,但仍然是胜少败多。这种现象的出现,不是他们不努力造成的,他们通常都会为当事人尽全力。屡战屡败,不是他们不好,除了他们,大概中国再也找不到更好的人权律师了。在代理人权案件方面,他们确实是最好的,最棒的!他们的失败,完全是由于执政党在人权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由于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永远正确,永远要高坐台上,并且厌恶约束的权力,56年来,中国的政治案件几乎没有一例以被告胜诉结案,即使有事后平反的,但从未听说过有当场胜诉的。

中国最好的大律师在代理人权案时屡战屡败,针对这个残酷的事实,针对律师只能依据当事人的意志决定辩护方向,笔者在此要格外提出一条忠告:要尊重律师,但不可认为应将命运交由律师决定。

作为这条忠告的支撑,在此我补充自由主义关于个人责任的三条原则。这三个原则是笔者综合所读经典后经过思考得出的结论:

----每个人对自己负有特殊责任,这种责任无人能够替代,如果替代了,被替代者就成了替代者的奴隶;

----每个人对家庭负有无限责任,这种责任可被家庭其他成员暂时替代,但不能永久替代,如果永久替代了,被替代者就失去了亲情,失去了人生幸福的主要基础;

----每个人对社会、国家,只负有有限责任,这种责任可被许多人所替代,但也不可完全永久地被替代,一旦被完全永久地替代了,被替代者的政治权利也就丧失了,政治上将任人宰割。

提出这三个原则,用意在于指出,在人权案件中,律师固然重要,但有些事,律师是不能代理的,关键的选择,还得自己拿主意。

十七,深入全面地分析《起诉书》,为法庭辩护作充分准备

如果在检察环节不能达成取保候审或不起诉,案件就会移送法院,如前所述,政治案件完全受当局操纵,政治犯在中国尚无当庭无罪释放的先例,如果人权犯的案子已交法院,当事人被起诉定罪判刑将极难避免(当然,应该相信终会有取得突破的第一案),在中国现在的司法体制下,即使公诉人的证据和法理漏洞百出,人权犯幸免的可能性仍然微乎其微。

检察院向法院提交《起诉书》并不通知当事人,法院在接到起诉书及相关材料后,有几天的阅卷时间。当法院决定受理案件后,当事人将收到由法院书记员或主办法官送来的《起诉书》副本。虽然法院的审理期限有一个半月,但从收到《起诉书》之日起十天后,法院就有可能随时开庭。具体哪天开庭,法院只需要通知律师和被告家人及有关人员,并不预先通知被告本人。到了开庭当日,监室大门打开,当事人听到喊自己的名字,才会发现是法警来提自己出庭。与检察环节不同的是,当事人与法官之间,一般不应该在开庭之前有见面机会。即使明知检察院将给法官以先入为主之见,当事人也无可奈何。因此,从收到《起诉书》开始,当事人就只能反求诸己,自己为法庭开庭审理进行认真全面的准备。

准备工作主要包括四个方面:对《起诉书》内容进行全面深入的分析;约见律师;草拟一份法庭辩护词;草拟一份法庭陈述。下面对这四个方面分别详细谈一谈。

---- 分析审查《起诉书》。重点看书中所列举的证据是否确实充分,证据链条中有没有缺陷和薄弱部分,证据与法律条文之间有没有逻辑关系,是否有适用法律方面的错误,这四点是审查的重中之重。除非举手投降,当事人的辩护和律师的辩护都应该并且也只能围绕这四点展开。分析《起诉书》时,应该与《刑法》对照着进行,对照《起诉书》所指的《刑法》条款,了解可能被判刑期的底限和上限,对本案最少可能判几年,最长可能判多久,当事人一定要心里有数。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例,《刑法》规定"对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处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对积极参加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对其他参加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可见,颠覆国家政权罪,最短可能马上出狱,最长则是无期徒刑,相差极大。这也意味着,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幕后操纵者的自由裁量权)有极大的伸缩空间。是否利用这个空间为自己服务,利用到何种程度,都只能由当事人在审查《起诉书》的基础上下决心。是坚信自己能够胜诉,应坚定不移地坚持无罪辩护,还是觉得减罪辩护比较稳妥,一定要自己先拿个主意。同时,还要通过分析和审查,找准辩护的突破点和着力点。还是以颠覆国家政权罪为例,是把辩护的着力点放在根本推翻公诉人的指控,不承认有罪,还是以辩护不是首要分子,参加不积极,有某些从轻情节等为重点,当事人自己要事先决断。但有一条原则必须坚守,在辩护不是首要分子时,千万不能指证同伴,如果以不惜加重同伴的刑罚以求减轻自己的责任,那就逾越了做人的底线。虽然自由主义主张自己有完全的选择自由,但这个自由,却必须严格限制在不伤害他人的基础之上。

决定如何应对《起诉书》,纯粹是当事人自己的决策权,律师只能从旁帮助,本文则连参考意见都提不出,因为具体案件要具体对待,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点,没有人比当事人更知道自己的需要,在未能全面了解案件的前提下,提出任何原则,都是不妥当的。在此有必要对中国司法中的一条潜规则略作说明,公安、公诉人,以及幕后操纵者,最反感的是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最容易引起他们的恶意报复。当然,提出这一点来,并不说明就不应该作理直气壮的无罪辩护。

----约见律师。在拿到《起诉书》的当时,就应该不失时机地向书记员法官和看守所监管方面提出马上会见律师的要求。会见律师越早越好!要求会见律师和决定何时会见律师,都是当事人的权利,法院和看守所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一般来说,会见律师的时间长短没有法律规定,但由于一个手续只准当天会见一次,律师在会见之前必须到法院办理会见手续,可能还得留些时间阅卷,所以,会见律师的时间相当紧张。为了节约时间,保证与律师之间沟通的质量,避免遗漏需要跟律师讲或问律师的内容,在提出会见律师之后,应马上向看守所提出要纸和笔的要求。将必须与律师沟通的内容在纸上列个清单,清单应该既全面又有重点。会见律师的内容,一般应该包括:1、律师本人对案件的全面评估;2、律师阅卷所见及得出的结论;3、有没有必要提请律师搜集证据或约请证人出庭;4、当事人本人对案件的分析意见,决心;5、统一辩护的立场、大方向、具体策略和有关口径,当事人与律师之间不能出现矛盾;6、需要请律师转达的与家人朋友沟通的内容;7、约定在开庭之前的前三天内再会见一回;8、其它觉得需要沟通的内容。特别说明一下,与律师在开庭之前再最后会见一次非常必要,由于律师应该在开庭之前三天就接到法院要求出庭的通知,因此,开庭之前的会见,等于给了当事人间接预知开庭时间的机会,同时,如果律师发现有新的证据或情况,或当事人经过反复思考后认为应该改变决定,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沟通,开庭之前的会见,还应该要求律师把庭审程序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一一告知,做到心中有数,减少盲目性,克服不必要的畏惧心理。

----草拟法庭辩护词。法庭辩护词主要内容包括:1、行为的动机,也就是有无作案动机,并提出有关证据作支持;2、认为公诉人的指控中存在的错误、缺点、漏洞,一一反驳,既要提出证据支持,还要进行详实的有说服力的论证;3、如果决定作减罪辩护,那么,有哪些可以减轻罪责的情节、理由和证据。法庭辩护应简明扼要,切中肯綮,以说理为主,争取以理服人,少说大话,不说与案件无关的话----说了也没用,法官会当庭阻止当事人讲与案件无关的问题。像陈独秀那种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如果换到今天的法庭,法官不可能让他讲下去。

----草拟法庭陈述。《刑事诉讼法》规定,庭审的最后一个程序是当事人陈述。这个陈述极其重要。这是当事人对法庭阐述自己观点的最后一个机会,一定要把握住。法庭陈述因为是在法庭辩论等程序之后,对自己和律师与公诉人的对抗是胜是负,感觉法官倾向哪一方,当事人会有个基本的评估。所以,一般来说,这个陈述的大调子,应该视庭审情况而定,如果有信心,可以坚持自己原来的观点,如果感觉不很妙,需要作出妥协,这是作出妥协的唯一机会。这是在所有的抵抗用完之后,当感到非作出妥协不可时才妥协的。但随机应变并不说明不需要谋定而后动,即使到时候决定有所更改,先草拟一个陈述也有益无害。与辩护词有所不同,法庭陈述的重点不在说理,而应以情为主,要争取以情动人,感动出庭的法官和公诉人,以及幕后操纵者。在法庭陈述中,重点是阐述与案件有关的行为的目的,不妨继续大讲特讲精忠报国等爱国主义情结浓厚的观点----人权犯不爱国又何必与专制当局作对?讲家庭,讲学习,讲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所有有助于消除与法官之间感情隔阂的话,有可能把法官拉向为自己说话的话,都可以讲。但有四点应注意避免:不要重复辩护词中内容;最好不要讲政治主张;避免作秀心理;不要使用谀词媚态。

十八,法庭辩护的目的是说服法官

对于被抓入狱的人权犯,法庭辩护是决定命运的最后一个机会,因此,有必要再强调几点。法庭辩护不是对公众发表演讲,也不是讲给旁听的人听或律师听,而是讲给法官听。法庭辩护的读者和听众只有审判庭及审委会成员。因此,必须明确法庭辩护的目的是说服法官(包括审判委员会),打动法官,把法官争取到自己这一边来。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权犯进行法庭辩护的目的就是一点:争取法官。这一点可从"理"和"情"两个层面分别表述:

"理"的层面,要让法官从内心认为当事人有理,公诉人无理;

"情"的层面,要让法官从内心认为,对当事人施加恶意的惩罚有愧于良心。

虽说在人权案中,争取法官站到人权犯的立场上讲话几乎没有可能,但既然到了法庭上,既然进行辩护,那么,辩护的目的就只能是如此。即便不屑于示好于法官,但起码要避免因为个人厌恶等因素,促使他们在自由裁量权范围内加重处罚。

以上目的的合理性不证自明。那么,围绕这样的目的,就需要格外注意:不要去激怒法官,对法庭进行攻击是不宜的,对法官检察官进行人身攻击也是不宜的。笔者认为,好的辩护,是从法理上进行论证和驳斥,如果能够用温和的态度和语言,以翔实的证据和雄辩的论证证明,即使先不管宪法国际法(当然要从这方面论述),就是以现行刑法论,公诉人的指控也站不住脚,那么可以认为,这个辩护应该给予一百分。与此相反,那些在法理上空洞无物,只有满腔热情的所谓的"慷慨陈辞",因为跑了题,大概只能打零分,也许因为其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招致反感,应该扣分。对于那些深受"烈士"教育之害的人们,那些有诗化语言癖的人们,那些有作秀给历史看的情结的人们,笔者在此强调指出,法庭辩护词是应用文,不是文学作品。

为了达到征服法官的目的,为了有助于法庭辩论中争胜,在准备阶段还有两个细节最好注意到。这两个细节就是:一,当事人别忘了事先与看守所打个招呼,请他们通知家属,到出庭当日早一点送套干净衣服来,换上得体的衣服后再上庭,维护自己的形象,也避免因形象受损不必要地引起审判人员的歧视或反感;二,事先向看守所管号民警提出请求,并通过律师向法官提出请求,在出庭时,手中能拿张白纸和一枝笔,这两样东西在法庭辩论时会有用的,可以帮助当事人记下公诉词中的要点和公诉人辩论中的要点,有的放矢,增加辩论的针对性。

十九,对法庭程序做到心中有数,出庭时方能从容不迫

对庭审程序不熟悉,有可能引起当事人做出些不适宜的举动或生发些格外的心理负担,譬如抢着发言,担心自己精心准备的辩护和陈述派不上用场庭审就会结束等等。称职的律师会顾及到这些,在开庭之前的最后一次接见时,会将法庭程序告知当事人,让当事人心中有数,减少出错的机会。

庭审程序共分四个阶段,20多个环节,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法庭准备宣布开庭,核对当事人,宣布法庭组成人员、书记员、公诉人、辩护人名单;交待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宣布法庭纪律。询问当事人是否对上述人员除辩护人以外申请回避。

第二阶段:法庭调查1、公诉人宣读起诉书;2、被告人发表对起诉书的意见。3、公诉人询问被告人;4、辩护人询问被告人;5、法官询问被告人;6、公诉人举证7、公诉人询问控诉证人8、辩护人询问控诉证人9、被告人、辩护人对公诉人的每一项证据进行质证;10、辩护人举证11、辩护人询问辩护证人12、公诉人询问辩护证人13、公诉人对辩护人的所有证据进行质证14、法官询问双方证人

第三阶段:法庭辩论15、公诉人发表公诉词16、被告人自我辩护17、辩护人发表辩护词18、互相辩论

第四阶段被告人最后陈述

宣判或者休庭。

这些环节,每一个都可能对案件产生决定性影响,严格说来每一个都不能马虎,全都应该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应对。但其中还是有重点,需要特别小心应对。这些重点是:举证时一定要及时指出证据中的漏洞和疑点;公诉人询问时,应防止钻进他设下的圈套,不要急忙回答,先想一想再回答;要记住、最好用笔记下公诉词中的主要观点;法庭辩论时避免激动,尽可能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语调温和,风度从容;最后陈述前,脑子里对庭审情况迅速作个基本评估,如果相信自己一方道理在握,可以坚守自己的观点。

二十,外面的声援非常重要,但自救比声援更管用

写到这里,一直都只涉及当事人,好象他只是孤身独对冷酷无情的专制机器,别无帮助。如果读者有这种映象,那只是因为,本文没有将狱外的人如何展开营救作为立论的方向。在八九之前,中国的政治犯确实很多在单打独斗,从1990年代之后,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由于网络电讯的日益发达,资讯流通渠道丰富,人们对专制独裁的不满情绪不断高涨,人权犯的外部环境发生根本改观。现在,任何一个人权犯被抓,立即便会在国际国内出现一片抗议的声浪。全球各大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美国之音]等经常报道中国侵犯人权的案例,特别是华人主办的[观察]、[大纪元]、[议报]、[民主论坛]、[北京之春]、[博讯]、[人与人权]、[民主中国]、[争鸣]、[开放]、[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对每一起人权案均给予及时全面的报道,国内网络人士也利用一切可资利用的空间,尽可能把侵犯人权的丑恶行径公之于众。这些声援,大大增加了当局的镇压成本,使当局镇压人权犯的每一次行动都面临成为国际丑闻的尴尬局面,同时还拨开了国内很多正义未泯之士的心中迷雾,帮助他们看清了事情的是非曲直。现在经常是这样,一个人权案的发生,影响一个地区的舆论,由于信息的自由流通,人们看到了事情的另一方面,结果反而启蒙了一大片身陷迷局者。人权犯成了人们口碑中的英雄。昔日还藉藉无名者,在当局的"成全"下,一夕之间蜚声国际,成为世界闻名的人权斗士。当局对人权犯的打压,不仅没收到胡作非为者所希望看到的震慑作用,反倒激起更多人的愤怒。在人权问题上说一套做一套的口是心非的行径,当局也许自以为得计,殊不知这只不过是慢性自杀,一方面宣传的虚伪面目被暴露无遗,另一方面又使得其行为丧失合法性,在公众心目中一次又一次地描黑其违信弃义的无赖形象。

声援的舆论肯定总是为人权犯说话,人权犯的家属,当然没有道理害怕舆论。现在不能诛连九族,家属向任何媒体(包括国内国外)提供亲人的情况请求呼吁申冤的行为不违反中国任何一条法律,公安局再恶,也无法对家属下手。所以,人权犯的家属不能屈服于公安局的威胁,应当及时与外界联系,尤其是要及时向国际媒体提供必要的资料,使他们得以和国际人权机构联系。有了这些资料,国际人权组织,各国人权机构就有根据和中国政府谈判营救工作。为了有助于说明家属应该向媒体提供资料,在这里,我引用魏京生先生2005年10月13日发表的《无权无势的普通老百姓首先要突破的,就是中共的垄断媒体和封锁消息》中的一段话:"这让我想起监狱里流行的一句口诀,叫做'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是刑事犯们几十年来体会中共的不讲信用,总结出来的血的教训。如今的这些政治犯家属和维权的百姓们应该吸取别人血的教训。你们帮政府封锁了消息,实际上就是害了你们的亲人和你们自己。要勇敢地发出自己的声音,大声疾呼引起公众舆论的同情。这只会有好处,绝无坏处。况且没有任何中国法律禁止你呼吁社会的关注。你为什么要帮助害你的人封锁消息呢?愚不可及。"

外界的声援毫无疑义是极其重要的,不过,对于身陷牢笼中的当事人,却并不应该把出狱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外界的帮助上。关于声援与案件结果之间的联系,在此举几个例子以作说明:

郑贻春被抓一个多月,其家人因为受到国安的威胁,没有向外界吐露任何消息,郑贻春后来被判七年;师涛从被抓捕时起外界的声援一浪高过一浪,最后被"从轻判处"十年监禁;罗永忠案,据说由于舆论压力太大,最高法院曾经一度准备介入,后来在权力暗箱的运作下,不了了之;刘荻朱久虎二人是得到声援相当大的,结果中途放人;杜导斌孙大午林彰旺案,声援的声音不小,最后的结案情况虽然并不理想,但好歹人是放出来了;程益中,程翔,杨建利,王炳章,赵岩,张林等人,都受到包括美国国会山在内的国际舆论的重点关注,现在的情况却并不好......

列举上述案例,并非想说明外界对人权犯的声援可有可无,可以看出,有些案子中,声援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是想说明,声援的效果究竟如何,声援的大小与当局对当事人处罚的轻重之间是不是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至少目前还不能作定论。在不能定论的情况,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声援上,显然不合适。

从法理上讲,不论专制国家还是法治国家,当事人有罪无罪,完全取决于证据、法律、证据与法律条款之间的因果关系三个因素。如果确定应判有罪,那么,在法治国家,判罚完全按照条款所列刑期办事。中国不是法治国家,中国的刑法授予法官很大的自由裁量权,中国的法官也不是独立审判官。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权时考虑的因素非常多:1、每个罪名所适用刑期都有上限下限,上下之间预留多大的灵活处理余地,2、犯罪情节恶劣程度,3、是否屡犯,4、认罪态度如何,5、社会影响,6、上级指示意见和社会关系(说情及说情人的背景等),7、与法官关系(法官对当事人的映象,有无行贿等因素)。可见,社会影响(舆论)如何,只是在罪名成立的前提下,影响法官处罚轻重的因素,不是决定有罪无罪的因素,即使是定罪之后确定刑期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也既不是唯一因素,更不是必然的决定因素。声援的效果既不确定,声援的有无和声势大小也不以当事人的意志为转移,作为当事人,当然不应该把命运交给这种不确定的因素去决定,当然应该把自救摆在首位。

自救成功的例子不少,办法很多,案件在不同环节有不同的自救之道,可以说,在此之前发表的连载中的十篇,篇篇都在谈自救之道,本文的立意就在倡导自救,因此不再赘述。在这里,只举师涛案为例,借此说明,在案件中,我们确有很多机会展开自救,千万不应错过。据一位对师涛案件了解非常深入的朋友讲,师涛案有两个至关重要的环节没处理好,一是他前妻如果拒绝提供那个要命的笔记本,警方证据就严重不足,二是在审讯时,开始师涛并不承认,秘密警察对师涛进行"攻心",威胁已掌握了师涛的邮箱密码,若不承认就将师涛通讯录上所有的朋友抓来问,同时威胁将连累师涛的家人。缺乏经验的师涛为了不连累朋友和家人就"招"了,我们认为,师涛当时应一口咬定:既然我的邮箱密码已"失密",我凭什么能对邮箱里发出的所有信息负责?

十二,认真对待庭审


虽然从实质正义的角度讲,那些罗织罪名致人权犯于狱的公诉人不够格代表法律,非民选的政府不能代表国民,违反宪法侵犯人权的法庭本身就是非法的,但从程序上讲,被告却还是必须与这样的公诉人法官打交道。被代表政府的公诉人送上法庭,不论怎么说,在任何人的人生中都是一件大事,草率不得。因此,应当尽量把所有准备工作都做到位。当事人与掌握(或影响)自己命运的法官总共就只一次见面机会,唯一的一次出场机会,应尽量避免因行为举止不当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到了法庭上,有六点是必须格外注意的。一是要牢记法庭辩护的目的仅仅在于争取法官,在于避免最坏的结果。前面讲过,到现在为止,被送上法庭的中国政治犯人权犯没有一个真正有罪,却又没有一个得到无罪释放,庭审结果不存在无罪释放的可能,只有判轻判重的区别。这种现实情况必须面对!针对这种现实,笔者建议,法庭辩护的目的指向,应该定位在三点上:1、把道理讲清楚,既争取舆论支持,又说服法官检察官以及背后的那支操纵庭审的黑手,告诉他们道理所在,某种程度上讲,法庭辩护只是一次普及人权法治的机会;2、避免法官检察官和背后操纵者的恶意报复;争取法官良心发现,在他们的自由裁量权之内,给一个相对轻一点的判决,尽量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二是精神上不要畏惧,力戒鲁莽。审判人权犯本是一场闹剧,但一旦上了法庭,闹剧也得当正剧去应对。无论审什么人,法庭的气氛总是非常严肃。这种严肃的气氛与被审判者内在的闹剧意识、受迫害意识就有可能产生冲突,从而导致当事人失态。失态有多种表现形式,可能是大肆攻击检察官法官,可能是大吵大闹,可能是以沉默单纯表示抗拒,还有可能是有失尊严地讨好法官。到今天为止,我们很多人不知不觉间喜欢把在法庭上作出明显情绪化的对抗视为真正的勇敢。笔者认为,这是片面的。法庭之上,作为被告,比较恰当的态度和行为举止是保持尊严和体面,冷静,不在情绪上闹对立,后发致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证据和观点上,让公诉人的证据和观点中的漏洞暴露无遗,从而达到争取法官为你讲话的目的----不论主审法官对这个案子有没有决断权,但辩方在法庭上所能做的,确实只有争取说服他们。

三是不要把法庭审判在一生中的意义作过高的估价。有的人非常喜欢把法庭表现视为人生的关键关头,对那些表现"勇敢"的,大加赞誉,对那些作出某些妥协的,则嗤之以鼻。当事人中,也有因为自己曾经的怯懦而终身感到抬不起头来的。这种看法也有失片面。近代公民不服从运动的两位开山祖师、领袖,圣雄甘地和大卫*梭罗,如果用这些人的眼光看,都颇不勇敢,甘地在法庭上做过多次有罪辩护,梭罗则在自己入狱的第二天就接受了保释出狱,都没有选择激烈抵抗,也没有选择决不妥协地抵抗到底。笔者认为,一个人被送上法庭,当是他人生中最为不幸的时刻,一个人因持政治异议而与强权对抗并因此被送上法庭,他为国家做出的牺牲已经非常巨大了,我们无权要求他以激烈抵抗等方式来表现出愿意做出更多更大牺牲的意愿,应该把选择权交还给当事人自己。如果当事人认为激烈抵抗是可取的,他尽可选择激烈对抗,如果当事人认为适当妥协是必要的,不论妥协的结果是好或者是坏,妥协本身不应当受到"屈服"之类的指责。一个以自由为志业者的价值也并不因为这一刻就终身受辱。不过,虽然可以选择妥协,但如何妥协,却需要酎酌。一般而论,妥协是所有抵抗措施全部用尽,无法解决问题后迫不得已的选择。

同时,还要注意妥协的策略运用,不服从恶法者在法庭上的妥协,法律术语叫"有罪抗辩",不是涕泪忏悔,即使妥协,也不宜在法理上缴械,不宜在道理上随便不能后退,对无理指控,只有一一击溃,对方才有可能与你妥协。当事人要明白,妥协只是在暴力面前暂且选择策略性的后撤,是主动撤退,还要明白,选择对执政者的不服从,就意味着甘受某种惩罚。

四是不要对中国的法庭寄予过高期待。据法律专业人士讲(未经实证证实,但笔者认为基本可信),政治案件中,对被告如何判,一般上面有红头文件,法官只要闭起眼睛捂住良心照文件操作就行,判对判错,这个体制都不会追求法官的责任。果真如此,争取法官就不过是尽人事听天命,当事人所争取的,辩护律师所争取的,只在一个"理",只在以无罪或有罪抗辩的方式争取更切合自身主观意愿的判决。很多人喜欢做高调无罪辩护,笔者内在也倾向于这样理直气壮地辩护,可是,这种辩护等于是与红头文件的制造者较劲。制造这种红头文件的行为是不讲理的,这种侵犯人权的红头文件的制造者可以肯定是政治流氓,是政治罪犯,因此,做无罪辩护,等于是在与政治流氓较真,也是对政治罪犯的品性和傀儡法官的权力寄托了过高希望。不仅对结果不要寄予过高希望,对法庭辩论也不能寄予港台电视中表演过的那种唇枪舌剑的希望。中国法庭的所谓庭辩,虽然当局号称已经进步了,但至少目前还只是个形式。在此之前,中国法庭没有庭辩,全是纠问。被告说不说话,说什么,全由审判长决定。"
进步"后的中国法庭的庭辩非常简单,不是那种充分对抗式的,时间上非常短,内容上很不充分,庭辩也很难改变结果,特别是政治案件,往往是公诉人被驳得理屈词穷,可最后判决依然是有罪成立。但即使如此,该辩个明白的,仍然得努力辩上一辩。把道理讲清楚,总不会错的。

五是既不要害怕公诉人,又要防止他们会使坏。与审讯阶段不同,到了审判阶段,到了法庭上,检察官对于被告就不再是"公正"的了,也不再能居高临下审问你了。检察官是你的对手,是对头,法律地位上平等的对手,对他所举证据和所引法律有什么不同意见,应该并且必须公开地当庭讲出来,但不论公诉人证据与观点如何荒诞无稽,千万不可侮辱他们,也不可激怒他们。这些人多是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人,指望他们救你可能是奢望,但你不指望的背地里害你,于他们却是拿手好戏。在法庭上,形式上控辩平等,在法庭后,在面对那些政治流氓时,检察官与法官可也是地位平等,如果公诉人极力主张从重从严处罚,政治流氓估计会照准,法官即使有意帮你,也拿他们没辙。这是背后的阴招,检察官还有明着来的损招,这就是抗诉。按照刑诉法,判决后,被告有上诉权,公诉方也有抗诉权,如果公诉方有意害人,对他们认为违背了他们意愿和名誉的较轻判决,他们是可以抗诉的。

六是要格外注意公诉词。与起诉书必须预先送给被告不同,公诉人的公诉词在开庭之前不给被告,也不让律师看到。公诉词由公诉人当庭念出。对被告,这是突然袭击。虽然公诉词应该与起诉书证据和观点保持一致,但在指控的具体内容上和措辞的轻重上,却会有所不同。对此一定不要惊慌,要及时用笔记下其中的主要观点,迅速组织起反击。

十三,简单介绍一下看守所


从公安局到检察院,再到法院的过程,又称"走程序","过研子",到了庭审,这个程序就走到了尽头。下一步,不论判与不判,判轻判重,当事人使不上任何劲,发生上诉抗诉,也不过是上述程序的重复,也就无须赘述。唯一要略作说明的是,上诉和抗诉期限都是判决书宣读后十天,如果发生抗诉,当事人通常都是在第十天里接到抗诉书,如果要上诉,也可以选择在这个最后关头。只要在第十天的下午下班之前能提交上诉书,无论是提交到原审法院或上一级法院,或拿到邮寄上诉书的邮局回执,上诉就是有效的。

在走完这个程序之后,如果判无罪释放,当然求之不得,如果被判有罪,当事人就可能被送往监狱。监狱与看守所虽有不同,但大同而小异。同的地方主要有:都是被囚禁,失去自由,苦熬时间,必须无条件地受警察管,必须遵守《监规》,必须与一同关押的人相处好,生活差,有可能受虐待,也都有可能以某种法定途径提前释放----如无特殊原因政治犯提前释放的不多;不同的地方主要有,监狱关押的时间通常会更长,在监狱可以偶尔会见亲人,在看守所里则完全不可能,监狱里必须参加体力劳动,看守所里则不一定,监狱里有减刑规定,在看守所候审期间则没有,等等。可见相异的地方不是很多很重要,同时,揭露共产中国劳改农场(监狱)悲惨生活的文章很多,如康正果先生,廖亦武先生,可能还有吴弘达先生等都有佳作,不像介绍案件审理期间的这么少,所以,介绍完看守所,基本上也就可以结束这个系列了。

印象中,有些蹲过看守所里的人喜欢讲述自己与狱卒抗争的事情,这些人其实是搞错了对象。看守所只是个仓库,抓你进来或者是否放你出去,看守所都没有权力决定----这点与监狱也有所不同,监狱有权根据被关押者表现向法院提出减刑意见或保释意见,看守所的责任仅仅在于你在他们那里时不出事。如果被看守的犯罪嫌疑人在看守所里死了或怎么样了,看守所所长和有关责任警察随时有可能由关押者一夜间变成被关押者。所以他们会很小心,怕事。看守所的警察,不属于一线警察,不能说是警察中的精华,而多是公安中的老弱病残或不大会办案,或者通过关系安排进来的人。当然,说不要把看守所当成斗争对象,并非完全否定在被在看守所里时进行某种抗争。被关进看守所后,如果要对付看守所,一般来讲有两种选择,很难说哪个更好:一是态度极端强硬,绝食,让他们头疼,因为怕出事,看守所负责的大多不愿继续关你,他们也许会与办案人员举行紧急商议,从而将你放了,也有可能会用尽方法折磨你,挫你的锐气。到底是哪一种态度,要视案件的性质,看守所所长的性格、有无硬后台等诸因素而定;二是对狱卒们态度非常友好,争取到看守所警察对你的尊敬,这样也可能有助于防止受到人身虐待。

蹲过看守所的人,由于各地情况不一样,各人案情和所遇警察有所不同,经历也会有所不同,有的遭遇过身体方面的残酷折磨,有的可能没有遇到,但大家对看守所的伙食之差,应该都有同感。在共产中国的看守所里,在押人员每日伙食大抵不外是:早餐一两米的稀饭加五、六片咸萝卜,午餐和晚餐四两米饭(北方是两窝窝头)加水煮萝卜或菜汤,米饭是糙米饭霉米饭,里面或有老鼠屎,水煮萝卜或菜汤里难见一个油花子,萝卜的根和根上的泥有时候都清晰可见。笔者算了算,这样一日三餐,早餐大约一角,午餐和晚餐各两角到三角,全天加进来,被押人员的伙食不会超过八角钱。由于伙食太差,特别是没有油水,在押人员吃不饱、以及因想吃饱而争抢饭菜导致打架斗殴的情况相当严重。

应该严正指出,看守所这种严重克扣在押人员伙食的行为违反了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公安部、财政部〈关于印发看守所经费开支范围和管理办法的规定〉的通知》(公通字
[1996]11号)(1996年2月15日印发。正是为了查找这份文件,这篇本应早就结束的系列才拖到今天才写完)明确规定,财政对在押人员所需经费拨付标准是每人每天10元,从预算中列支。这笔列入纳税人所纳税款支出科目的经费,主要用于:
(一)伙食费。在押人员伙食实物量标准为(计量标准:公斤/月):粮:17-20;菜:10-20;食油:0.25-0.5;肉食:1-2;蛋或鱼:0.5-1。
(二)衣被费。流窜犯、经济困难人员留所服刑购衣裤,被单,袜等所需费用。
(三)医疗费,体检。
(四)公杂费。人犯用手纸,卫生巾,消毒水,理发工具,毛巾,肥皂,牙刷,牙膏,扫帚,拖布等日常生活卫生用品费,人犯食堂煤炭燃料费及炊事员临时工资。这个文件第十六条还特别规定,看守所经费应当尽量保证人犯的基本生活需要,所有经费必须专款专用。然而,所有蹲过看守所的人,有谁享受过肉食、蛋或鱼、公费牙刷牙膏手纸毛巾肥皂体检等等?不仅如此,那些中途从看守所放出来的人,还得按照刑事案10元/天、政治案20元/天、经济案30元/天的标准向看守所交钱,不交钱就不放人。按这个文件,可能中国所有蹲过看守所的人,都可以将其看守所告上法庭,控诉其违法克扣。

看守所和监狱对在押人员有非常严格的管理规定,在押人员必须遵守《监规》。在看守所里,做出违背监管规定的行为,通常是要受到处罚的。这些处罚有很多种。首先,最严厉的是刑事处罚,《刑法》第三百一十五条规定:"依法被关押的罪犯,有下列破坏监管秩序行为之一,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一)殴打监管人员的;
(二)组织其他被监管人破坏监管秩序的;
(三)聚众闹事,扰乱正常监管秩序的;
(四)殴打、体罚或者指使他人殴打、体罚其他被监管人的。"

其次是看守所警察直接或间接的虐待。在写作这个系列期间,笔者有幸读到了高智晟大律师对法轮功人员受虐待所作的调查,这个调查非常有价值。我相信在若干年后,完全可以照单请客,把那些野蛮迫害在押人员的恶警送进监狱,让他们也尝尝铁窗的厉害。但也正是因为高律师等人的工作,使得本文关于虐待在押人员的部分可以省略,读者可以通过阅读那些调查报告了解更全面更具体的情况。在此,只是引征《刑法》有关规定,说明殴打体罚在押人员的行为违反了中国现行的法律。《刑法》第二百四十八条规定:"监狱、拘留所、看守所等监管机构的监管人员对被监管人进行殴打或者体罚虐待,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伤残、死亡的,依照本法第二百三十四条、第二百三十二条的规定定罪从重处罚。监管人员指使被监管人殴打或者体罚虐待其他被监管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在看守所里,如何保护好自己不受欺侮,是需要费心的事。过去,也许现在相当多的地方还是这样,政治犯在看守所里是最下等的人,是看守所民警和在押刑事犯们欺侮的对象,特别是一些不与公安配合的"硬骨头",公安办案人员如果不搞刑讯逼供,也经常唆使或暗示号子里的在押人员整你。由于前面讲了法律规定看守警察无权殴打或唆使他人体罚在押人员,就不再述及。这里再讲讲如何尽量避免或减少受到其他在押人员的虐待。由于人与人的不同,由于在押人员成份复杂,特别是由于目前看守所饭食不足导致纷争不断,在狭小环境中,彼此精神压力都非常大,加上不同背景不同爱好不同案情存在的差异,要完全避免被关在一起的人员之间发生冲突,在目前这大概不大可能。但在看守所里,一般而言,年龄大一点,块头大一点,水平高一点,举止行为更受人尊敬一点,对他人的帮助和关心多一点,不大与流氓无赖争夺势力的人,会少吃点苦头,当然,最好是能利用智慧和其它手段掌控号子里的形势,当你成为号子里的主宰者了,谁再欺侮你的可能性就小得多。

十四,鸣谢

感谢观察网站支持!如果没有观察网提供连载的机会,这个连载有可能会中途泡汤。感谢李建强律师和张裕博士所提供的法律方面的帮助!两位的帮助为我省去了某些查询工作。感谢雪儿、秦耕等网友对本文的关注和讨论!对本文批评和讨论,有助于我找到写作的方向和感觉,有助于减少错误。

──《观察》首发 转载请注明出处
Tuesday, December 27, 2005

【转贴公社】 Re: 杏林霜叶 : 从对狂犬病的预防措施看中外差距

我的一个朋友给了一些回复,如果需要进一步的资料,我可以代为联系

1. 中国狂犬病的发病率如何?
 
答:上世纪90年代中期狂犬病得到有效控制,但1996年以来,狂犬病致死人数迅猛上升(1996年报告死亡人数159例,2007年3303例)。下面是一些概览:

人群分布:农民(近七成,占所有报告病例),学生,儿童
年龄分布:0-15岁,30-65岁

区域分布:农村(九成以上)
地理分布:以长江为界,南高北低
重点区域:广西,贵州,湖南,江苏,安徽,广东等

病例的时间分布:夏秋季较多

最后说一句,狂犬病的致死率是100%。所以即使是孕妇,受伤了也需要立即打疫苗。

2. 中国境内感染动物的分布如何?

答:南方,农村,见上。没有完全回答这个问题。

3. 不同的动物咬伤后如何区别对待?

答:这不是一个好问题(当然也可能是一个好问题)。导致狂犬病最主要的途径是被动物咬伤,无论阿猫阿狗,都是根据严重程度分级进行相应的处置(见问题4)。

4. 不同程度、没是部位的咬伤伤口如何评估分级处理?有一点看完了我还是不明白,究竟什么叫"一般咬伤",什么叫"严重咬伤"?因为"标准"里面根本就没有给出定义。

答:这个标准是有的。世界卫生组织和我国均按照暴露和严重程度将狂犬病暴露分为I,II,III级:

I级:符合以下情况之一者。
(1)、接触或喂养动物。
(2)、完好的皮肤被舔。

II级,符合以下情况者。
(1)、裸露的皮肤被轻咬。
(2)、无出血的轻微抓伤或擦伤。

III级,符合以下情况者。
(1)、单处或多处贯穿性皮肤咬伤或抓伤
(2)、破损皮肤被舔
(3)、粘膜被动物体液污染。

不同的暴露严重分级,对应有不同的处置方案,详见我国疾控中心《狂犬病暴露后处置工作规范》(试行,2006)

 
5.还有,为什么一般咬伤只打疫苗就可以了,而严重咬伤的还要加打抗体?因为不管中哪种咬伤你给预防措施就说明有发病的可能性,但是都是发一样的病,为什么预防方法不同?如果是所谓的"一般咬伤"的情况,动物真的是感染狂犬病的动物,那么只打疫苗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在疫苗产生主动免疫之前会发病。

答:这是个好问题。对III级暴露者,在注射疫苗的同时,需要同时使用抗狂犬免疫球蛋白(问题中的“加打抗体”,应该就是这个意思,也叫被动免疫)。

对于II级暴露者,以下情形下也需要使用抗狂犬免疫球蛋白:
(1)、II级暴露者免疫功能低下,或者
(2)、II级暴露位于头面部,而且致伤动物被高度怀疑为发疯动物。

6. 谁能为这部分为的人生命负责?是中国CDC?还是起草这份满篇白字的所谓标准的专家? 
 
答:问题大概是说谁能为这部分的生命负责。没有。自己小心些,重点保护好小孩和老人,出事立即联系当地防疫站(伤口处理,打疫苗,或者再加抗狂犬免疫球蛋白)。

 Yeka



2009/9/10 Ruan YiFeng <yifeng.ruan@gmail.com>
昨天晚上实验室里的一名同学不小心被抽过大鼠血液的注射器扎伤了手,到
北大医院去看急诊,值班医生给他打了狂犬疫苗,还让他打出血热的疫苗,但后
者医院没有,让他问疾控中心,电话打到疾控中心,几通电话录音放完之后,终
于有一个总值班的领导接了电话,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连疾控中心有没有疫苗都
不知道。太晚了,只好作罢。今天上午又打过去,专业值班的人员说,没有必要
打,因为出血热疫苗都是预防性的,现在打了也没有用,而且疾控中心也没有药,
要打的话还得到出入境管理检疫的地方去打。

对于狂犬病的预防接种问题,说实在一直都心存疑惑,根据大学里学到的医
学知识,总感到现在国内医疗机构的处理方法好象不太对头,长期以来,我一直
感觉到现在普遍的打狂犬疫苗的程序和方法有问题,但由于没有深入研究,也说
不出到底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到底什么样的情况下才需要预防,如何预防,只用
疫苗行吗,要用抗体吗?带着这个问题,我上了中国的疾控中心网站,找到了狂
犬病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GB 17014--1997,如下:

前 言
狂犬病( Rabies)又称恐水病( Hydrophohia),是由狂犬病毒( Rabies
Virus)侵犯神经系统引起的急性传染病,属人兽共患自然疫源性疾病。人狂犬
病多因被感染的犬、猫或野生动物咬伤而感染的,病死率近乎100%。本病表现
症状典型、独特,基本根据临床即可诊断。
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
本标准由天津市传染病医院负责起草。
本标准起草人:朱理珉、余书文。
本标准由卫生部委托技术归口单位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负责解释。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狂犬病的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本标准适用于各级、各类医疗、保健卫生防疫机构人员对狂犬病的诊断报告
和处理。
2 诊断原则
主要依靠本病流行病学史及典型独特的临床表现即可做出临床诊断。
3 诊断标准
3.1 流行病学史
有被犬、猫或其他宿主动物舔、咬史。
3.2 临床症状
3.2.1 愈合的咬伤伤口或周围感觉异常、麻木发痒、刺痛或蚁走感。出现
兴奋、烦躁、恐惧,对外界刺激如风、水、光、声等异常敏感。
3.2.2 "恐水"症状,伴交感神经兴奋性亢进( 流涎、多汗、心律快、血
压增高),继而肌肉瘫痪或颅神经瘫痪( 失音、失语、心律不齐)。
3.3 实验室检查
3.3.1 免疫荧光抗体法检测抗原:发病第一周内取唾液、鼻咽洗液、角膜
印片、皮肤切片,用荧光抗体染色,狂犬病病毒抗原阳性。
3.3.2 存活一周以上者做血清中和试验或补体结合试验检测抗体、效价上
升者,若曾接种过疫苗,中和抗体效价需超过1∶5000。
3.3.3 死后脑组织标本分离病毒阳性或印片荧光抗体染色阳性或脑组织内
检到内基氏小体。
3.4 病例分类
3.4.1 临床诊断病例:具备3.1加3.2.1或3.2.2。
3.4.2 确诊病例:具备3.4.1加3.3的任一条。
4 处理原则
4.1 将病人严格隔离于较安静、光线较暗的单人病房,避免不必要的刺激。
4.2 病人分泌物、排泄物严格消毒处理。
4.3 加强对呼吸、循环等系统并发症的监护。
4.4 对症处理:补充水电解质及热量,纠正酸碱平衡失调;对烦躁不安、
痉挛者轮流使用各种镇静剂,如安定、苯巴比妥、水合氯醛及冬眠药物等。有脑
水肿给脱水剂。防止呼吸肌痉挛导致窒息,必要时作气管切开,间歇正压给氧。
有心动过速、心律失常、血压升高时,可用β-受体阻滞剂或强心剂。
5 预防( 详见附录A)
5.1 管理传染源。
5.2 伤口处理。
5.3 疫苗接种。

附录 A
( 标准的附录)
狂犬病的预防

A1 管理传染源
加强犬的管理,野犬应尽量捕杀,家犬应进行登记与疫苗注射。狂犬立即击
毙、焚毁或深埋。
A2 伤口处理
立即用20%的肥皂水或清水彻底清洗所有伤口和搔伤处,反复冲洗至少
20min,再用75%乙醇或2%碘酒涂擦。如创伤深广、严重或发生在头、面、手、
颈等处,皮试阴性后可在创伤处做高效免疫血清浸润注射。伤口在数日内暂不缝
合。也可酌情应用抗生素及破伤风抗毒素。
A3 疫苗接种
目前,我国所应用的人用狂犬病疫苗为狂犬病固定毒( aG)适应株,接种于
原代地鼠肾单层细胞,培养后收获病毒液,加入甲醛溶液灭活后经浓缩3~5倍,
再加氢氧化铝制成。
A3.1 接种对象
凡被狂犬病或其他疯动物咬伤、抓伤时,应及时注射本疫苗。
A3.2 用法
A3.2.1 一般咬伤者于0( 第1天,注射当天)、3( 第4天,以下类推)、7、
14、30天各注射疫苗1安瓿( 液体疫苗2mL,冻干疫苗1mL或2mL),儿童用量相同。
严重咬伤者,除按上述方法注射疫苗并应于0、3天注射加倍量疫苗,并于0天注
射疫苗的同时合用抗狂犬病血清( 伤口处理已述)。凡联合使用抗狂犬病血清者
必须在全程疫苗注射完毕后再注射2~3针加强针,即在全程注射后第15、75或10、
20、90天加强。
A3.2.2 在三角肌注射。
A4 抗狂犬病免疫血清的应用
A4.1 凡已知确系狂犬或其他患狂犬病动物舔咬者必需在注射疫苗的同时注
射抗狂犬病血清或特异性免疫球旦白。
A4.2 咬伤部近中枢神经系统或伤情严重者必须与疫苗同时应用。
A4.3 抗狂犬病血清应用剂量:
人源性抗血清( 特异性免疫球旦白)20IU/kg。
异源性抗血清40IU/kg。
A4.4 应用异源性抗血清需做过敏试验,方法是使用抗血清1/10~1/100
稀释血清0.1mL做皮内注射,30min后皮丘红晕小于1cm为阴性,可注完全量。若
为阳性可逐步加量脱敏注射用完全量。

区区1500多个字把如此复杂的问题搞定了,强!

但看完了还是一头雾水,好多问题还是不明白,中国狂犬病的发病率如何?
中国境内感染动物的分布如何?不同的动物咬伤后如何区别对待?不同程度、没
是部位的咬伤伤口如何评估分级处理?有一点看完了我还是不明白,究竟什么叫
"一般咬伤",什么叫"严重咬伤"?因为"标准"里面根本就没有给出定义。
还有,为什么一般咬伤只打疫苗就可以了,而严重咬伤的还要加打抗体?因为不
管中哪种咬伤你给预防措施就说明有发病的可能性,但是都是发一样的病,为什
么预防方法不同?如果是所谓的"一般咬伤"的情况,动物真的是感染狂犬病的
动物,那么只打疫苗的结果就是一部分人在疫苗产生主动免疫之前会发病。谁能
为这部分为的人生命负责?是中国CDC?还是起草这份满篇白字的所谓标准的专
家?

没有人会!

之后我又上了美国的CDC的网站,果然处理的方法是完全不同
( http://www.cdc.gov/rabies/exposure/postexposure.html):

对于以前没有接种过狂犬疫苗的,要同时给特种免疫球蛋白和疫苗,而如果
以前已接种过疫苗的则不能再给特种免疫球蛋白。

各种问题,说的非常详尽,对疫苗和抗体的种类、制备方法、可能的副反应
等说的面面俱到。但当提到哪些人需要做这些预防性措施呢,CDC没有细说,只
是说一定要找专家评估才能定。因为中国没有这样一个细的评估标准,为了明哲
保身,只要你是被动物咬伤来来就诊的,甭管,统统打疫苗!为什么这样?因为
没有正规的规范和指南,没有必要的训练和教育。所有从医者对狂犬病的知识多
数人只停留在久远大学医学教材《传染病学》上那点模糊印象上了。

为了给自已补上一课,我继续在网上检索,找到了一份Montan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的关于狂犬病的暴露评估树( RABIES
EXPOSURE ASSESSMENT TREE),见
http://mt.gov.cdc.nicusa.com/search?entqr=0&ud=1&sort=date%3AD%3AL%3Ad
1&output=xml_no_dtd&oe=UTF-8&ie=UTF-8&client=DPHHS&proxystylesheet=DPH
HS&site=DPHHS&q=rabies+assessment&submit=Submit。
分类周详,查了一下,
如果是啮齿类( 包括大鼠)咬伤,没有什么特殊情况,可以不予处理。因为35年
以来这类动物就没有明确诊断过狂犬病。这个分类指南可能不一定是最好的,希
望有人找到更好的更全面的相关资料一起分享,一起讨论。

我倒不是说外国的指南一定适合中国,因为不同的地理环境和不同的动物分
布,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对待科学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法,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希望每一位"专家"在制定各种指南的时候要能感受到肩上的责任。如果实在能
力不够,可以让别人来,实在觉得面子上过不去,也可以考虑参考一下国外的资
料!别忘了,有一天你上街也能被疯狗咬伤的!

同样类似的问题还有关于外伤后破伤风的预防问题,国内急诊科的处理也是
一样简单草率,一律是一针破抗了事,我不知道每年我国有多少人死于外伤后破
伤风,相信一定不在少数。因为在被动免疫的抗体代谢掉以后,伤口内可能仍存
留有破伤风杆菌释放毒素而让患者晚期发病。

(XYS2009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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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爱朴实,远离虚荣;珍爱思考,远离肤浅。
专注品质,不断创新,让精益求精成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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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上海规定在校生等七类轻微犯罪者可不逮捕

新华网上海9月28日电 (记者杨金志)
上海市公安、检察机关最近联合发文,规定对轻微犯罪的在校生、70岁以上老年人等七类犯罪嫌疑人,可认为无逮捕必要。

  最近,上海市公安、检察机关联合通过《关于轻微刑事案件审查逮捕适用条件的若干意见》,对轻微刑事案件审查逮捕的条件、程序等都作了详细规定。根据规定,对轻微犯罪案件中犯罪嫌疑人在上海有相对固定的居所或者相对稳定的工作,能够提供保证人或者交纳保证金,且具有在校生、70周岁以上老人、残疾人、犯罪预备、如实供述犯罪事实、有明显悔罪表现、取得被害人谅解等七种情况之一的,可认为无逮捕必要。

  与此同时,检察机关对轻微犯罪案件要建立"无逮捕必要可行性评估"制度,并制作《非羁押措施可行性评估表》,作为逮捕必要性的参考依据。

  上海公安、检察部门最近还联合规定,对危害国家安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故意杀人、涉案金额巨大、社会关注等九类重大、疑难复杂案件,检察机关应及时指派检察官介入侦查、引导公安机关取证,履行检察机关法律监督职能,以确保诉讼证据的合法性,防止侦查活动中的违法行为。

  同时,为加大打击严重经济犯罪力度,上海公安、检察机关还联合要求,对涉案金额特别巨大、可能影响社会稳定的涉众型犯罪等七类经济犯罪案件,公安机关应在立案并抓获犯罪嫌疑人后,及时向检察机关通报。对于公安机关决定不予立案、撤销案件等四类案件,检察机关可适时启动监督程序,提出监督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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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王传福身家350亿成2009年胡润榜内地新首富

9月28日晚间消息
胡润周一在海南公布了"2009胡润百富榜"前两名,巴菲特看好的比亚迪集团总裁王传福以财富350亿元从去年排名的103位飙升至今年的第1位,张茵家族以财富330亿元排名第二,重返三甲。

  "2009胡润百富榜"上榜富豪1000位,上榜门槛从去年的7亿元提高到10亿元。王传福以财富350亿元成为中国首富;张茵家族以财富330亿元排名第二。(王传福和张茵家族的财富是按照2009年9月15日的收盘价计算。)

  胡润研究院首席调研员胡润表示:"中国的前两名富豪都注重节能环保,王传福的比亚迪新能源汽车,张茵家族的废纸循环再利用都显示了中国在相关领域的成就。"

  43岁的王传福出生于安徽,人称"技术狂人"、"汽车狂人"。
王传福以财富350亿元成为2009年中国首富,其财富较去年增加了290亿元,排名从去年的103位上升到今年的第1位。

  王传福最为媒体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是"股神"巴菲特以战略投资者身份入股。2008年,巴菲特以18亿港元认购比亚迪10%的股份。在2009年的巴菲特股东大会上,巴菲特称王传福是"真正的明星"。

  王传福于1995年创立比亚迪,拥有充电电池、手机产业,2003年初进入汽车领域。比亚迪2002年在香港主板上市,王传福拥有27.83%的股份,市值1200亿元,他所持有的是内资股,不能完全流通,在此胡润研究院将内资股与H股的价格按照1:1计算。

玖龙造纸有限公司董事长张茵。

  张茵家族以财富330亿元排名第二,较去年第15位的排名上升了13位,重返2006年、2007年的前三甲地位。

  玖龙纸业(9.48,-0.40,-4.05%)成立于1995年,按产能计算,为中国最大的箱板原纸产品生产商。张茵家族(包括其丈夫刘名中、弟弟张成飞)目前对玖龙纸业的持股比例高达72.25%,股权高度集中。在张茵家族财富数据中,胡润研究院将张茵女士、刘名中先生和张成飞先生的股份一同计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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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上海成乳腺癌发病率最高城市

未生育过的女性比生育过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要高2.5倍,35岁以上怀第一胎的女性比20多岁怀孕生子的女性患病概率也要高2倍多。记者从昨天在沪召开的第十届全国乳腺癌会议上获悉,上海已经成为全国乳腺癌发病率最高的城市,而根据本市对乳腺癌患者的严密监测发现,晚育、不育会大大增加女性乳腺癌的风险。
  
  中国抗癌协会乳腺癌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主任邵志敏教授介绍,上海市疾病调查乳腺癌已占上海女性肿瘤发病率第一位。乳腺癌多发生于40岁以后的妇女。
  
  据悉,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联合上海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开展了对15万人社区女性居民乳腺X线筛查,近年来乳腺癌年发病率超过50/10万人,也就是每年都新增4000多名乳腺癌病例。其中35岁开始上海女性乳腺癌发病持续上升尤为明显,年发病率已接近80/10万人。
  
  由于时间节奏过于紧张、压力过大,上海已经成为乳腺癌发病率最高的城市。
  
  "乳腺癌的发生并非从一天开始、一天出现,而是一点点积累的。从35岁起,成为危险期!"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乳腺外科副主任柳光宇教授告诉记者,尤其是月经初潮早、绝经晚、终身无生育、滥用雌激素、高龄生育、有乳腺癌家族史、一侧乳腺已患瘤等人群,都是乳腺癌的高危人群。
  
  柳光宇特别强调,最近的数字表示,没生过孩子的女性比生过孩子的女性患乳腺癌的概率要高2.5倍,35岁以上怀第一胎的女性则比20多岁怀孕生孩子的女性要高2倍多。也就是说,正常年龄段怀孕生子的女性会大大降低患乳腺癌的概念。此外,研究发现,母乳喂养也可以降低患病概率。
  
  为此,专家们一致提倡女性要有合理的生育计划,最迟不要超过3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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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国民党中央委员选举揭晓 兄弟档母子档双双上榜

综合台湾媒体报道,国民党二十七日举行中央委员选举,三十六名"立委"参选,三十四人当选,成为最大赢家;备受关注的政务官部分,因担心社会观感不佳,政务官反其道而行,展开"反辅选",只有一半上榜,就算上榜,几乎也在百名之后;之前骂掉整个刘兆玄团队的台大教授林火旺则名落孙山。

"立院"系统成最大赢家

此外,这次马英九钦点参选的四个县市正副议长全部上榜;新任高铁董事长欧晋德及前"卫生署长"叶金川也榜上有名;七名县市长中,宜兰县长吕国华是唯一被踢出榜外的父母官。

至于当选的政务官,是否接下来参选中常委?国民党秘书长詹春柏表示,"国防部长"高华柱与"教育部长"已宣布退选,但一切还是由个人自行决定。

昨天开票,黄昭顺、杨琼璎"立院双姝",分别抢下状元及榜眼,台南县党部主委李全教则排名第三,林沧敏、纪国栋、侯彩凤都在前十名内,"立院"系统三十六人参选,除了孔文吉、杨仁福两位少数民族"立委"落在候补名单,就有三十四人选上,堪称最大赢家。

七名政务官当选

国民党中央委员候选人名单当中,共有14位前后任政务官,选举结果出炉,七位当选的都是现任,包括"侨委会委员长"吴英毅、"环保署长"沈世宏、"农委会主委"陈武雄等人。不过,除吴英毅挤进第八十六名外,其余当选的政务官排名都在一百名之后。

七位掉出二百一十名安全名单的前后任政务官,包括"行政院政务委员"薛承泰、"主计长"石素梅等人。

对政务官仅当选七人,国民党秘书长詹春柏表示,今年七月提名参选的政务官,对于党的事务非常热心,后来因为"莫拉克"风灾,政务官们表示应该以救灾为重,没有从事竞选活动,一切顺其自然。

由于中常委将于十月十一日选举,明天登记,政务官是否登记竞选中常委?詹春柏说,"一切由他们自行决定",可以不参加甚或辞职,都是合理的方式,不会有困扰的问题。

至于未来政务官是否列席中常会,詹春柏认为,中常会今后应该成为党政协调的平台,政务官若不担任中央委员或中常委,如果有需要时,也可以请他们到中常会列席。

兄弟档母子档双双上榜

国民党中央委员改选,出现不少兄弟档、母子档当选,中央政策会执行长林益世和岳母袁庆杭也双双上榜,加上政治家族第二代参选,都是观察指标。

兄弟档包括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两位儿子,"立委"吴志扬和台北市议员吴志刚;"立委"陈杰和胞弟、彰化市长温国铭,还有威京总部集团主席沈庆京和京华城总经理沈庆光也都当选。母子档则是中农副董事长纪蔡月仙、青工总会长纪荣伟。

当选中央委员名单中,还有不少政治家族第二代,前"立委"刘炳伟的女儿刘美芳六十一名,"立委"朱凤芝的女儿唐先慧也在百名之内,其它还有"立委"徐少萍的儿子林沛祥、前"立委"高育仁的儿子高思博,前云林县长廖泉裕的女儿廖苑君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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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女老总网恋被骗百余万 男方获刑12年半

上海某进出口公司总经理董琳通过网络QQ聊天结识了硕士"海归"王刚。王刚自称加拿大某体育管理公司北京代表处负责人,事业有成、但感情不顺,并对董琳展开了爱情攻势。两人感情很快升温,并同居在一起。为解决王刚暂时的经营困境,董琳慷慨地给了他110余万元,后却发现这一切都是骗局。日前,王刚被静安区检察院以诈骗罪依法提起公诉。
37岁的董琳是本市某进出口公司的总经理。离异后,她就全身心地扑入到工作中去,公司业务蒸蒸日上,自己也跨入了富裕阶层。然而,空闲的时候,一种孤独感还是袭上她的心头。于是,董琳经常通过网络聊天排解心中的苦闷。

  2008年12月14日下午2点多,董琳在家中上网络QQ。突然,有个陌生的号码从屏幕里跳出来呼叫她。董琳无聊之余,就和这个名为"体育经纪"的人聊了起来。随后,这个42岁,身高184,当过外科医生,出过国,现从事体育产业的北京男人王刚以幽默的话语赢得了董琳的信任。

  不久,两人就在上海见面,王刚自称是北京医科大学硕士研究生、原北京友谊医院外科医生,现任加拿大某体育管理公司北京代表处负责人,妻子远在加拿大,夫妻感情淡漠,已决定要离婚,并对董琳展开了感情攻势。两人感情很快升温,并同居在董琳家。2009年1月初,王刚一直愁眉不展,董琳关切地询问,王刚称自己的钱款均被妻子掌控,现无法给员工发工资、奖金,为解"情郎"忧愁,董琳通过网上银行将100万元划入王刚提供的银行帐户。1月15日,王刚又称生意上需要贿赂美金给深圳市主管体育的副市长为由,从董琳处拿走了美金1.5万元。

  不久,董琳发现王刚所说的都是谎言,在多次催讨无效后,于3
月17日向警方报案。今年4月8日,静安公安人员经过缜密侦查,将王刚抓获归案。

该案近日有了一审结果,静安区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刚有期徒刑12年6个月,并处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继续追缴王刚人民币85.69万余元,发还被害人董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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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李约瑟极力推崇的中国古代中药"秋石"究竟为何物

醉心于中国道家房中术的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在与鲁桂珍合写的一篇论文中,将中药"秋石"列为中国古代科技的二十六项发明之一。秋石是一种从童男童女尿液中萃取提炼的春药,古代方士常以此药进贡皇上,据说服之可以"长生不老"。李约瑟、鲁桂珍指出,秋石的作用相当于现代的性激素,而在欧洲,直到上世纪二十年代才发现尿液中有性激素。

相传秋石的提炼,始于公元前二世纪西汉淮南王刘安;东汉炼丹家魏伯阳着《周易参同契》,有"淮南炼秋石"的记载。自唐宋以来,此术开始风行,《道藏·大丹记》、《许真君石函记·日月雌雄论》等唐代丹书皆有论述;北宋沈括在《苏沈良方》中,详尽记录了秋石阴阳二炼法的程序要诀,其后叶梦得在《水云录》也有记载。这两种方法是:

阳炼法,用人尿十余石,各用木桶盛,每石入皂荚汁一碗,竹杖急搅百千下,候澄,去清留,并作一桶,如前搅澄,取浓汁一、二斗,滤净,入锅熬干,刮下捣细,再以清汤煮化,筲箕铺纸淋过再熬,如此数次,直待色白如雪方止,用沙盒固济,火煅成质,倾出,如药未成,更煅一、二次,候色如莹玉,细研,入沙盒内固济,顶火养七昼夜,取出摊土上,去火毒,为末。

阴炼法,用人尿四、五石,以大缸盛,入新水一半,搅千回,澄定,去清留,又入新水搅澄,直候无臭气,澄下如腻粉,方以曝干,刮下再研,以男儿乳和如膏,烈日硒干,如此九度,为末。

到了明代,又发明了石膏炼法和乳炼法,入清以后,此术渐衰。当今中药所用的秋石,主要是以盐为原料制备的赝品,俗称"咸秋石"。

中国古代早有饮人尿治病的经验,中医验方亦以人中白(尿碱)入药。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点评道:"古人惟取人中白、人尿治病,取其散血、滋阴、降火、杀虫、解毒之功也,王公贵人恶其不洁,方士遂以人中白设法锻炼,治为秋石。"至于为何以"秋石"名之,李时珍解释说:"淮南子丹成,号曰秋石,言其色白质坚也"。

原来如此!从大众化的直接灌尿服尿碱,到贵族化的萃服尿中精华,方士们进贡的秋石,迎合了统治者的虚荣心态,堪称高级尿制品。

秋石的功效究竟如何?李约瑟认为:"在十至十六世纪之间,中国的医药化学家以中国传统式理论(而不是以近代科学的理论)作指导,从大量的尿中,成功地制备了较为纯净的(in
relatively purified
form)雄性激素和雌性激素混合制剂,并用它们治疗性功能衰弱者。"但李氏此说,也一直有学者质疑。

唐代诗人白居易与元稹(字微之)为诗友,元耽于此术,年五十三而卒。白氏曾有"微之炼秋石,未老身溘然"的诗句怀之,可见秋石作为一种壮阳药,很是透支精力。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更鄙夷地说:"服者多是淫欲之人,藉此放肆,虚阳妄作,真水愈涸,安得不渴邪?况甚则加以阳药,助其邪火乎?"

其中最邪火的人物,即二十多年不上朝,沉缅于采阴补阳、炼丹长生的嘉靖皇帝。当时奸臣严嵩因擅写青词(一种献给上天的祷文,用红笔写于青藤纸上)获宠,权倾朝野,时称"青词宰相";佞人顾可学贿赂严嵩,向圣上进献"秋石秘方",称服之可以长生。嘉靖闻之大喜,派钦差至其家赏赐。顾可学至京谢恩时,皇上又密谕顾可学隐居在严嵩家中,秘密炼制秋石。

秘炼秋石的事逐渐为外界所知,一时人言汹汹,严嵩先发制人,上奏称"近因可学在臣家日久,遂起群情猜疑,谓此端何须密在臣家,必有别项方术,以惑圣听。此议一兴,将指为害臣之计"。他力主将秘密炼石改为公开炼制,对顾可学封官加秩,以杜众人之口。此议得到嘉靖的批准。顾可学夤缘时会,授工部尚书、礼部尚书衔,加封太子太保,另一炼石佞人盛端明也得到封赏。他们由此吃上朝廷俸禄,成为专职供奉长生丹药的宫廷炼丹家。当时民间笑传:"千场万场尿,换得一尚书",谑为"尝尿官"、"秋石尚书"。

嘉靖二十四年四月,御史何维柏弹劾严嵩"嫉贤害正,罔上怀奸",并论其荐举、豢养顾可学等的罪责。痴迷长生术的嘉靖降手谕于严嵩,认为何维柏等"皆有主使",坚称"朕自服石",宽慰严嵩"卿当自信勿负焉"。随即将何下狱,廷杖除名。

干禄之心,古今略同;上有好者,下必甚焉。以壮阳之药促长生之欲,方士也;揣帝王之心效秋石之力,词臣也。有小诗为证:

官养文人官样文,青词黄溺共氤氲。

赚来秋石尚书赏,春药迷君也策勋。 (本文来源:中国周刊 作者:章立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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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贴公社】 揭秘台湾美丽岛事件

30年前,一本杂志引发了一场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为台湾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在30年前"美丽岛事件"中,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陈菊、姚嘉文等因此进了监狱,当时的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由此步入政坛,宋楚瑜作为国民党官员开始崭露头角。今天台湾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在30年前的这场事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轮番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文/国家历史特约撰稿周为筠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是母亲温暖的怀抱。

骄傲的祖先们正视着,正视着我们的脚步。

他们一再重复地叮咛,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婆娑无边的太平洋,怀抱着自由的土地。

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照耀着高山和原野。

我们这里有勇敢的人民,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我们这里有无穷的生命,水牛、稻米、香蕉、玉兰花。

这首叫《美丽岛》的歌曲是台湾校园民歌运动先锋李双泽的遗作,由他好友胡德夫和杨祖珺在其逝世后发现。歌曲里弥漫着浓重的原乡情结,体现着那代台湾人对家国与人生的思考。此曲虽在当时被当局以鼓吹"台独"为由禁掉,但它生命力却越来越强,竟成了一代怀抱民主理想的台湾人的圣歌。

后来,一本杂志用这支歌名作刊名,由这本杂志引发了一场著名的政治事件,成为台湾政治发展史的分水岭。

在30年前"美丽岛事件"中,黄信介、施明德、吕秀莲、陈菊、姚嘉文等因此进了监狱,当时的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由此步入政坛,宋楚瑜作为国民党官员开始崭露头角。今天台湾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在30年前的这场事件中扮演着不同角色,轮番登上了政治的舞台。

"美丽岛事件"在后来成了民进党的政治资本,也成为党内争权夺利的砝码。民进党不仅用此事件来反映国民党执政时期的专制,也彰显民进党争取民主的历史功绩。能否搭乘上"美丽岛"号这趟政治列车,成为日后政治人物的重要指标。

我们摇篮的美丽岛

1979年5月,黄信介准备申请创办一份新杂志。他们从传唱一时的歌曲里找到灵感,决定新刊就叫"美丽岛"。

之前,黄信介像台湾早期所有党外人士一样,通过办《台湾政论》、《这一代》杂志来宣传政治主张。他在杂志被禁后又联合林义雄、姚嘉文等人组成"党外人士助选团",通过选举机制来要求进一步民主。他们不但举办各种座谈会、记者招待会等,还不断发表政见并印发传单。这时吕秀莲在哈佛深造,闻讯后放弃深造机会,回台投身风起云涌的党外运动,参选桃园县国大代表。

然而,1978年年底,美国突然宣布与台"断交",蒋经国获息后,宣布停止一切选举活动。像黄信介、吕秀莲这样的党外人士,虽然在地方参选掀起了不小波澜,但随着当局终止原本明年举行的增额中央民意代表选举,他们不得不改变策略,寻求更广泛的合作和斗争。

1979年6月2日,这些党外人士所创办的《美丽岛》杂志在台北正式挂牌,一场挑战权威的新民主运动发轫了。在7月的一次会议上,杂志社确定由许信良任社长,吕秀莲、黄天福任副社长,施明德任总经理,姚嘉文、林义雄任发行管理人,张俊宏任总编辑。这个杂志网罗了台湾各派的知名党外人士,几乎涵盖大部分本土反对精英,包括了当时倾向统一的"夏潮"以及以康宁祥为代表的稳健派,但是主要还是以施明德等激进派为骨干。杂志成为党外势力的大本营。

这时的施明德重获自由才一年多,他此前因1962年在小金门担任炮兵军官时企图军事政变推翻政权,被以首谋叛乱罪遭投入监狱里15年之久。他在监狱里受尽严刑,牙齿和脊椎受损,从22岁开始就满口假牙。

然而,正是这个刚刚被释放的施明德,却又再度投入对抗台湾威权体制的《美丽岛》组建中。施明德和《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民主化目标非常清楚,直指台湾党禁、报禁和30年不改选的"万年国会"。

这年8月,《美丽岛》,创刊号即一鸣惊人。在当时台湾尚未开放报禁、党禁的沉闷气氛里,这份充满异议色彩的政论刊物,犹如在密不通风的暗室撕开一道裂口,这束光亮立即吸引来无数渴求的目光,一时一纸风行。

当然,《美丽岛》的目标不仅仅是办一份宣传"异端"思想的杂志,他们还要以此为平台成立一个没有名字的政党。随着杂志销售的节节攀升,施明德等人四处游说地方人士,催生了多处杂志社地方服务站,广泛吸收有志青年,并借着集会、演说等活动宣传要求民主的政治主张。

杂志知名度不断提高,至1979年11月,杂志发行量已过8万册,杂志社只经数月就在各县市成立了十一处地方服务站。一个"没有党名的党"已初具规模。这在当时,无疑是以身试法,《美丽岛》与当局在政治权利与意识形态上矛盾迅速激化。


荜路蓝缕,以启山林

1979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

这天的高雄显得格外的拥挤,《美丽岛》各地服务处成员和支持者源源不断地涌来,他们慢慢向着扶轮公园方向汇集,仿佛受到某种神秘的力量的召唤。而与此同时,荷枪实弹的防爆警察,也如临大敌般集合起来把守住各个路口。

山雨欲来风满楼。

原来,在11月14日,《美丽岛》杂志组织了一场联合祈祷会,施明德在会上听从几位神甫的建议,决定在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举办大规模纪念活动。时任高雄服务部负责人的陈菊协助施明德准备进一步筹组"人权纪念委员会",并打算在纪念活动当天正式成立。

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社以"人权纪念委员会"名义,向高雄市警察局申请在扶轮公园举办"世界人权纪念日大会",遭到当局拒绝。就在人权日前一天,国民党当局以将举行演习为由,宣布次日禁止任何示威游行活动,很明显是想扼杀这次游行于萌芽之中。

当局为了吓退这帮"乌合之众",袭击了黄信介住宅和《美丽岛》在高雄、屏东的服务处。没想到《美丽岛》人员依然我行我素,驾车号召民众参加翌日集会。两名《美丽岛》义工在发传单时被警察逮捕,并遭到殴打和拘留,一直到次日凌晨才被释放。

不断升级的暴力活动没有震慑这些人,他们毅然决定按原计划在高雄举行游行。很多原本没准备参加游行的群众被之前的迫害事件激怒,也不顾一切加入游行队伍中。队伍里最引人瞩目的自然是施明德,他手持火把站在车上,和姚嘉文规划着路线。面对着神情严肃的警察,黄信介要求提供演讲场地,遭到拒绝。

在施明德的引导下,游行队伍拉着布条、喊着口号,浩浩荡荡地向扶轮公园集中。然而等他们快到达集会中心时发现,扶轮公园已被封锁,他们临时改变集会地点,即中山一路与中正四路口的大圆环。

这时,队伍遭到大批警察的阻拦,一时间如洪水被阻塞,乌压压的人群越积越多。吕秀莲从人群中站出来大声疾呼:"几百年来,台湾人从来没有机会像今天用这么大的心声喊出咱的勇气、咱的正义感,喊出咱对人权的要求,今天是伟大的一天,希望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来挽救大家的生存命运。"

下面口号声、掌声一片。

游行群众气愤填膺,按捺不住的怒火让他们骚动不安,场面已经完全失控了。全副武装的警察越来越多了。当局的高压姿态让对立愈演愈烈,民众长期积怨演变成暴力相对。警察这时手持盾牌逼近行队伍,群众还以石块和棍棒。奉令打不还手的警察受伤惨重,主要街道一片狼藉。

为了避免事态的扩展,警方决定施放催泪瓦斯,最后以全面镇压收场。这场"美丽岛事件",成了台湾自"二·二八事件"后规模最大的一场官民冲突。

国民党的反应

蒋经国闻讯后感到事态严重,他于12月12日亲自慰问在事件中受伤的警察,次日下令查封《美丽岛》杂志社,逮捕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周平德、吕秀莲、林义雄等人,通缉在逃的施明德。

这时的宋楚瑜刚担任负责媒体审查的"行政院"新闻局局长。年仅37岁的宋楚瑜在内阁中年纪最轻,屁股没坐热就发生这么严重的事件,自然要好好表现。"奉令行事"的宋楚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宣称警察"骂不还口,打不还手",发动社会团体声讨"美丽岛叛乱"。

由宋楚瑜经手的报告提到,《美丽岛》杂志社表面上是杂志,实际上是一个阴谋组织,有计划的、有预谋的进行"叛乱"。杂志社还歪曲事实否定执政者的合法性,抹煞当局30年来经济建设成就,有鼓励暴力之倾向。

纸包不住火,媒体纷纷报道此事件。现场的录音带在BBC上播出,打破了台湾当局的一方言辞。美国《新闻周刊》发表施明德的美籍妻子艾琳达所写的题为《台湾:接连不断打击反对派》的文章,指责此事件是"几年来台湾进行的几次最大的政治镇压之一"。作为当局新闻发言人的宋楚瑜针锋相对,以强硬的语气斥责《新闻周刊》和美联社记者的报道,并宣布取消其采访权。

当时海外很多人害怕这次事件会发展成另一次"二·二八事件",国际相关团体通过各种方式展开救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约50名教授写信给蒋经国,抗议台湾当局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大规模逮捕。很多学者当时也投书《纽约时报》,说其实受审判的不是这些人,而是台湾的民主。

蒋经国在海内外舆论的压力下,不禁产生了动摇。他怀疑若《美丽岛》的那群人真的那么坏,为何全世界有那么多人在救援他们?

蒋经国又问他的幕僚,这几个人是该判死刑还是网开一面?幕僚中有人说,当年国父就是因为清政府送了他们72具尸体而成事(黄花岗起义),今天我们不能送他们这几具尸体,让他们成事。

于是,蒋经国犹豫了。

美丽岛的辩护律师

台湾当局决定用"军事法庭"审讯此次事件。由于牵涉人员甚多,审讯受到国际传媒、欧美政府、人权组织的高度关切。为使审判过程公平公开,当局开放岛内外人士旁听,并同意被告委托律师辩护。

被告方闻讯,开始积极延揽律师,但这又谈何容易?此时台湾政治气氛异常紧张,风声鹤唳人人自危。律师要办理这样的重大案件,肯定吃力不讨好,不说公然与当局作对恐有灭顶之灾,但影响职业和前途是不言而喻的。

张德铭找到了陈水扁,这时刚到而立之年的陈水扁只是一名小有名气的海商法律师。打惯了赚钱的经济纠纷,面对这么一个棘手的案件,阿扁虽有意但又不敢冒然应允。踌躇不定的阿扁跟妻子吴淑珍商量此事,没想到妻子大义凛然地说:"当一位律师,如果说要自私不敢站出来替他们辩护,那么当律师还有什么用呢?"

陈水扁经过几番思想斗争,最终决定成为被告辩护律师团的一员,负责为主犯之一黄信介辩护。

相对而言,谢长廷的思想斗争就少得多。谢长廷1975年从日本留学返台后,曾任林义雄、姚嘉文等人创办的"中国比较法学会"秘书长,因此他当仁不让地接受姚嘉文妻子周清玉的委托,担任姚的辩护律师。

谢长廷当时跟家人说:"我们律师有的辩分尸案,有的辩强奸案,有的辩偷窃案,这个案件为什么不能辩护呢?除了有风险外,没有什么理由啦。如果这个案件来了,我们律师不敢辩护,其实没有资格再做律师。"


34岁的谢长廷和30岁的陈水扁等人最终走向"美丽岛大审",与苏贞昌、尤清、张俊雄等人组成15人辩护律师团。他们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明确指出所谓的"戒严令"本身就是非法,"军事法庭"也没有资格审理此案。他们不仅仅为被告在辩护,也是在为台湾整个党外运动做历史性的辩护。

这次不寻常的辩护不仅成为律师们职业生涯的亮点,也成为很多人的人生转折点。他们中很多人由此成为台湾党外运动的主角,尤以陈水扁与谢长廷为代表。这两位出生贫寒的台大法律系校友,都因帮"美丽岛事件"打官司而名声鹊起,由此开始走上了从政之路。之后他们同时当选台北市议员并转进"立法院",成为民进党新生代中最闪亮的两颗政治明星,相互争锋。

"美丽岛大审"

从1980年2月20日开始,一场备受瞩目的审判开庭了,"警总军法处"以叛乱罪起诉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姚嘉文、陈菊、吕秀莲、林义雄等人,其他30多人则在一般法庭遭到起诉。

在开庭前当局为了缓解外界的非议,准许部分被捕者同家属通信,派国民党官员接见被捕家属代表。被捕者的家属同一些未被捕的党外人士积极活动,他们组团环岛慰问,并派出代表分别会见来台访问的女作家陈若曦、美国国会众议员代表团成员等人,争取更广泛的支持。

开明的蒋经国权衡再三,在1980年1月4日的《中央日报》上给事件定性:"高雄暴力案件的发生非常不幸,这是一桩'法律'案件,对于涉嫌分子自应'依法'秉公处理,尤其对于首、从应明确区分,毋枉毋纵。在高雄的暴力案件发生后,'政府'一定'依法'处理,今后不会影响我们推动'民主法治'的既定政策及决心。'民主法治'之路,是我们一定要走的路。"他坚持要好好开一次庭并全程录像,使媒体有史以来第一次进入"军事法庭"。

在法庭的审讯期间,每一个被告都有机会陈述。施明德、黄信介等人把法庭变成了民主讲坛而"大鸣大放",律师亦以长篇报告详述宪法赋予人民的权利,以致审讯本身形同公开的政治大辩论。报纸、电台连续一周长篇累牍地报道大审情况,事无巨细,公布于众。

媒体的广泛报导,再一次展现了台湾执政者与反对者的信念与力量冲突,让台湾民众接受到民主的洗礼。这次大审其实是审判国民党政府,《美丽岛》杂志未尽的事业,让国民党的"军事审判"完成了。

根据蒋经国"不能有死刑"的指示,1980年4月18日,"军事法庭"宣布判决结果:施明德处无期徒刑,黄信介处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宏俊、林义雄、林弘宣、吕秀莲、陈菊等处12年有期徒刑。后黄信介改判10年,其余六人为8年。此外,尚有三十余名人士被控以公然聚众施暴,其中一部分被处以1至3年的有期徒刑。

美丽岛成就了谁

现实的禁地一经打开便再也止不住步伐,"美丽岛事件"使国民党不得不逐渐放弃一党专政,乃至于解除戒严、开放党禁、报禁,台湾民主化从小而大,既而铺天盖地。

在1981年底续开的"立法院"选举中,《美丽岛》辩护律师陈水扁、谢长廷和受难者家属许荣淑、周清玉、黄天福等人,打着悲情牌大获全胜。他们与《美丽岛》诸公形成了1986年成立的民进党的主力,在上世纪80年代持续通过选举、群众活动、办杂志等形式扩张其影响力,冲击台湾旧有政治和社会体制。

等到李登辉1990年上台后,开始对"美丽岛事件"政治犯颁布特赦令。施明德却不买账地撕毁特赦令,坚持要求无条件释放。李登辉不得不宣布当年判决无效,施明德才终于结束长达4年7个月的绝食,和强迫插胃管3040次痛苦的灌食。更具有戏剧性的是,当年的主犯之一陈菊2006年又回到高雄当上了市长,当年的事发地也被命名成美丽岛站。

如今"美丽岛事件"已过去整整30年,当年那个为民主运动不惜赴汤蹈火的热血青年陈水扁,却因涉嫌诸多贪腐弊案而等待着司法审判。在看守所的日子里,陈水扁也曾忆起"美丽岛",并把自己的遭遇比喻为"美丽岛事件",自认为历史以后会还他清白,这让大多数人哭笑不得。

唯有施明德这位充满理想主义的民主战士还在孜孜以求,他2007年发起了不亚于"美丽岛事件"的"倒扁运动",依然是总指挥的他把控诉对象换成了当年的盟友。记得2006年9月10日,"倒扁"民众在凯达格兰大道静坐那一晚,广场上的喇叭一遍遍播着《美丽岛》。这首歌原唱胡德夫也现身了,教大家唱起这首曾经唱垮了一个政权的歌。施明德即兴宣布《美丽岛》是"倒扁运动"的永久主题歌,让很多人唏嘘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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