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7日星期六

中国高官的后代都在干什么 (2/5441)

中国高官的后代都在干什么 (2/5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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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亮亮 只看此人 2008.03.04 17:32
万伯翱----中国奥委会委员,万里之子。
万季飞----中国贸促会会长,同上。
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习仲勋之子。
孔  丹----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前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
王  之----长城计算机集团公司董事长,王震之子。
王  军----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同上。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王亚南之子。
邓英淘----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邓力群之子。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原四方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在美定居,同上。
邓  林----画家,邓小平之女。
吴建常----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邓林之夫。
邓  楠----科技部副部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邓小平之女。
邓榕(萧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同上。
邓先群----原解放军总政治部群众工作部部长,少将,邓小平之妹。
栗前明----原第二炮兵司令员,中将,邓先群之夫。
布  赫----八、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乌兰夫之子。
乌可力----中国长城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同上。
乌  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同上。
云曙碧----内蒙古红十字会会长,乌兰夫之女。
叶选平----八、九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叶剑英之子。
叶选宁----原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中将,同上。
叶楚梅----原国防科委副主任,叶剑英之女,邹家华之妻。
叶新福----香港万信证券公司总裁,叶选平之子。
叶选基----香港国叶集团主席,叶剑英侄子。
叶正大----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将,叶挺之子。
叶正明----中国对外应用技术交流促进会会长,同上。
叶华明----深圳市先科企业集团董事长,同上。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前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
乔宗淮----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之子。
刘源----武警部队副政委,中将,刘少奇之子。
刘爱琴----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俄语教授,刘少奇之女。
刘平平(王晴)----原国内贸易部科技质量局局长,同上。
刘亭亭----中贸圣佳拍卖公司董事长,同上。
刘潇潇----北京大学毕业后赴德留学,在德定居,同上。
刘太行----原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同上。
刘弥群----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刘维明----解放军总装备部官员,少将,刘华清之子。
刘卓明----海军装备论证研究中心副主任,同上。
刘朝英----原香港航天科技国际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刘华清之女。
潘  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刘华清女婿。
刘延东----统战部部长,前农业部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刘历远----深圳金丰城科技发展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谷牧之子。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许世友之子。
许永跃----国家安全部部长,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许鸣真之子。
*********----中央军委主席,烈士江上清侄子,养子。
江绵恒----中科院副院长,*********之子。
江绵康----原上海城市地理信息中心主任,解放军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同上。
江泽惠----中国林科院院长,*********之妹。
 
吴志明----上海市常委,政法委书记,公安局长,武警上海总队第一政委,江夫人王冶坪外甥。
朱  敏----原北京师范大学俄语教研室主任,北京军地专修学院院长,朱德之女。
刘  建----解放军防化研究院副院长,朱敏之子。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董事总经理,朱�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有限公司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基之女。
任远征----原中纪委第三纪检监察室主任,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任弼时之女。
李  鹏----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烈士李硕勋之子,周恩来养子。
李小鹏----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李鹏之子。
李小勇(朱峰)----武警水电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大校,同上。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总经理,李鹏之女。
李铁映----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维汉之子。
李铁林----中组部副部长,同上。
李小林----对外友协副会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少将,李先念女婿。
李葆华----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李大钊之子。
李  青----浙江省政协副主席,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李大钊之孙。
李  力----原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副部长,李克农之子。
李  伦----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同上。
李志群----中国国际贸易中心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岚清之子。
汪东宁----上海海峡两岸交流公司总经理,汪道涵之女。
宋克荒----商地置业公司董事长,宋任穷之子。
宋宜昌----科普出版社教授,宋平之子。
何光(日韦)----国家旅游局局长,何长工之子。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同上。
邵  华----原军科院百科研究部副部长,少将,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毛岸青妻,毛泽东儿媳。
李  敏----原国防科工委干部,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之女。
孔继宁----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研究员,李敏之子。
李  讷----原解放军报副总编辑,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干部,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毛泽东之女。
王景清----原云南怒江军分区参谋长,李讷之夫。
王海容----原外交部副部长,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十届政协委员,毛泽东表兄王季范孙女。
贺麓成(毛岸成)----原国防科工委副师级导弹专家,毛泽东侄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杨勇之子。
杨白冰----原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上将,杨尚昆之弟。
杨绍明----中国摄影家协会副主席,杨尚昆之子。
杨俊生----武警装备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女。
杨东胜----第二炮兵装备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同上。
杨东成----香港华闽集团副总经理,同上。
陈伟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云之女。
陈伟力----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裁,同上。
陈  元----中国发展银行行长,陈云之子。
陈  方----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同上。
陈昊苏----对外友协会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陈毅之子。
陈丹淮----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委员,少将,同上。
陈小鲁----标准国际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同上。
王光亚----原外交部副部长,陈毅女婿。
陈知健----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陈赓之子。
陈知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少将,同上。
陈知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少将,同上。
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总经理,陈丕显之子。
张  翔----第二炮兵副参谋长,张爱萍之子。
张小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张震之子。
张海阳----北京军区副政委,少将,同上。
张子石----原杭州市委书记,康生之子。
周尔均----原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中将,周恩来侄子。
邓在军----中央电视台导演,周尔均之妻。
周秉德----原中国新闻社副社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周恩来侄女。
周秉建----中国《格萨(斯)尔》学会副会长,同上。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前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周小鹤----中国新技术创业投资公司总经理,同上。
林立衡(路漫)----原中国社会科学院干部,北京黄鹤大酒楼董事长兼总经理,林彪之女。
林丛琳----原解放军干部,同上。
刘新民----原解放军总参谋部干部,林彪前妻,林丛琳之母。
林汉雄----原建设部部长,林彪侄子。
林用三----原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林伯渠之子。
林炎志----原吉林省委书记,二、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胡耀邦之子。
安  黎----中国华轻实业公司总经理,胡德平之妻,前中组部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  民----商务部副部长,安子文之子。
胡海清(胡晓桦Hu Hsiao Hwa)----1992年清华毕业赴美留学,国家主席胡锦涛之女。
贺捷生----军科院军事百科研究部部长,中将,贺龙之女。
李振军----原武警部队政委,贺龙女婿。
贺  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少将,贺龙之子。
贺国强----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贺子珍侄子。
王岐山----北京市代市长,姚依林女婿。
段存华----中国轻工总会群星集团董事长,段君毅之女。
秦卫江----解放军第65集团军副军长,秦基伟之子。
洪  虎----吉林省省长,洪学智之子。
宦国英----中联部副部长,宦乡之女。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前一机部部长黄敬(俞启威,江青的前夫)之子。
俞强生----原国家安全部外事局长,1985年叛逃国外,同上。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陶铸之女。
邹家华----原国务院副总理,邹韬奋之子。
罗东进----第二炮兵副司令员,罗荣桓之子。
罗  振----纽约华荣集团总经理,前中央调查部部长罗青长之子。
 
赵雁南(王雁南)----中国嘉德国际拍卖公司总经理,*********之女。
荣智健----香港中信泰富集团董事长,荣毅仁之子。
徐小岩----解放军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黄远志----湖北省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徐向前内侄。
徐文伯----原文化部副部长,中国图书馆学会理事长,大将徐海东之子。
钱  宁----八维在线书店首席执行官,钱其琛之子。
聂  力----原国防科工委副主任,中将,聂荣臻之女。
丁衡高----原国防科工委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上将,聂荣臻女婿。
姬胜德----原解放军总参谋部情报部副部长,姬鹏飞之子。
黄  晴----人民日报国际部主任,黄克诚之子。
黄毅诚----原能源部部长,中国能源研究会理事长,黄火青之子。

黄  凡----国务院副总理黄菊之女,美国旧金山-上海姐妹城市委员会主席、美国《亚洲周刊》主席、旧金山湾区捷运系统主席方以伟之妻。

阎明复----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阎宝航之子。
温云松(陈杭)----北京网路数据服务公司(Unihub)总裁,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之子。
蒋祝平----原湖北省委书记,省长,蒋南翔侄子。
蒋小明----赛博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乔石之子。
彭  钢----解放军总政治部纪律检查部部长,军委纪委副书记,少将,彭德怀侄女,养女。
左太北----原国家科委司长,左权之女,彭德怀养女。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曾山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之子。
粟惠宁----第二炮兵大校,粟裕之女。
傅  锐----原中国核工业公司副总经理,中核集团公司顾问,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彭真之子。
傅  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主任,同上。
谢  飞----原北京电影学院副院长,谢觉哉之子。
董良羽----原空军参谋长助理,董必武之子。
董良翮----广州中联置业公司董事长,同上。
董良�----原中国文联书记处书记,十届全国政协委员,董必武之女。
谭冬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少将,谭震林之子。
廖  晖----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廖承志之子。
薄熙永----中国光大集团副总裁薄熙永,薄一波之子。
薄熙来----商务部长,同上。
薄熙成----北京六合兴科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同上。
戴秉国----外交部副部长,黄镇女婿。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 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俞启威,江青的前夫)三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重庆<新华日报>著名女记者,解放后任<<北京日报>>总编辑)
张志凯----全国政协委员(原国防科委主任张震寰之女,夫:中央政治局委员俞正声)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次子)
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1953.06,陕西富平人,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1949,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北京开来律师所所长(原总政治部副主任谷景生将军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薄熙永----(化名李学明)�任中国光大集团执行董事兼副总经理(薄一波长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 工商联副主席 (薄一波女婿)
刘会远----《广告世界》杂志社社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刘历远----武警部队边防局金丰城科技公司董事长(谷牧之子)
李 桁----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姚明伟----机械工业部副部长 已故 (前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之子)
王岐山----北京市市长(1948.07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原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姬胜德----总参情报局长 少将(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子)
姬巧玲----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兼信贷局局长 (原副总理姬鹏飞之女)
王亚明----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处长(姬鹏飞女婿、王智涛将军之子)
宦国英----中联部副部长(中共外交元老宦乡之女)
廖  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廖梦醒----原宋庆龄秘书,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原副委员长廖承志姐姐)
李  湄----宋庆龄基金会副会长(李少石烈士和廖梦醒女儿,廖承志外甥女)
陈小津----中国船舶工业总公司副总经理 (前政治局委员陈丕显之子)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统战部部长(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刘延宁----国家信息中心党办主任(刘瑞龙之女,刘延东之妹)
刘延申----香港皇裕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华中师大教育信息化研究中心主任(刘瑞龙之子)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1950.11,江苏涟水人,原上海市副市长李干成之子)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苏区皖浙赣省委领导人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原一机部副部长白坚之子)
张德江----广东省委书记,政治局委员(开国少将原广州军区炮兵副司令员张志毅之子)
孟晓苏----原万里秘书,现任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副局长,中国房地产集团董事长(总政军旅艺术家孟宪成长子)
白若洋----中国城市年鉴出版社社长(原北京市政协主席白介夫子子)
王乃恩----原中共上海市交通委员会党委书记(王尽美之子)
王鲁光----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副理事长(大将王树声长子)

 

毛远新----原辽宁省委副书记(1971-1976),沈阳军区政委(1941,毛泽东侄子,毛泽民之子)

刘允真----又名刘丁,原长沙商业银行副行长(1948,刘少奇三子)

刘  源----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中将,36岁任河南省副省长(1951,湖南宁乡人;刘少奇幼子)

刘平平----又名王晴,原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1999.11.25,国际星座局将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 D5'39'的星注上了"王晴"的名字,以表彰她在食品学领域做出的贡献。(1949.05,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刘少奇三女)

刘亭亭----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刘少奇四女)

刘维明----原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38,宁乡人,刘少奇侄子)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小平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邓小平次子)

邓  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四川广安人,邓小平长女)

邓  楠----科技部副部长(邓小平之女)

邓 长

xxxxxxxxxxxx

毛新宇――军事科学院军史部研究员,全国青联常委、北京西城区政协委员,中校(1971.01,毛主席的嫡孙)
邵 华*――原名张少华,军事科学院百科部副部长兼任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少将(1938.10,湖南石门人;毛岸青之妻,刘思齐同母异父的妹妹)

毛远新――原辽宁省委副书记(1971-1976),沈阳军区政委(1941,毛泽东侄子,毛泽民之子)

刘允真――又名刘丁,原长沙商业银行副行长(1948,刘少奇三子)

刘 源――解放军总后勤部副政委,2000年晋升中将,36岁任河南省副省长(1951,湖南宁乡人;刘少奇幼子)

刘平平*――又名王晴,原北京食品研究所所长、国内贸易部科技司司长;1999.11.25,国际星座局将蛇夫星座编号为RA17H37M17S―D5'39'的星注上了"王晴"的名字,以表彰她在食品学领域做出的贡献。(1949.05,哥伦比亚大学营养教育博士,刘少奇三女)

刘亭亭*――联亚集团和中贸圣佳国际拍卖公司董事长(1952,哈佛大学商学院硕士,刘少奇四女)

刘维明――原广东省委常委、副省长、省政协副主席(1938,宁乡人,刘少奇侄子)

邓朴方――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之子)

邓质方――四方集团总裁(***次子)

邓 林*――中国美协会员,中国画研究院画家,东方美术交流会会长(1941,四川广安人,***长女)

邓 楠*――科技部副部长(***之女)

邓 榕*――中国国际友好联络会副会长、中俄友好、和平与发展委员会副主席(***之女)

吴建常――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党委书记、金辉集团(香港)名誉主席(***女婿、邓林之夫)

张 宏――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女婿、邓楠之夫)

贺 平――中国保利集团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总参装备部少将(少将贺彪之子,***女婿,邓榕之夫)

邓先群――原总政治部群工部部长、少将(***同父异母的妹妹)

栗前明――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妹夫,邓先群丈夫)

曾庆红――国家副主席(1938.09,江西吉安人,原内政部长曾山之子)

曾庆洋――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部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庆源――解放军空军后勤部副部长、少将(曾山之子)

曾海生*――总参办公厅副主任、少将(曾山之女)

俞正声――湖北省委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1945.04,浙江绍兴;曾国藩的五世外孙;原天津市委书记、一机部长黄敬之子;母亲范瑾是原北京市副市长;妻子张志凯是原副总理、国防部长张爱萍大将之女)

俞强声――原北京市国安局处长,1986年叛逃美国(黄敬之子)

习近平――浙江省委书记(1953.06,陕西富平人,前副总理习仲勋之子)

薄熙来――商务部部长(1949,山西定�人,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谷开来――薄熙来之妻(山东荣成人,前副总理谷牧之女)

薄熙成――北京六合安消防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前副总理薄一波之子

郑耀文――原驻丹麦大使(1991.11-1997.01)(薄一波女婿)

刘会远――深圳大学区域经济研究所所长(1948,山东荣成人,原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之子)

李 桁*――刘会远前妻(原国务院副秘书长、深圳市委书记、市长李灏之女)

王岐山――北京市市长(1948.07生于青岛,山西天镇人,原副总理姚依林女婿)

廖 晖――全国政协副主席(1942.05,广东惠阳人,国务院侨办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之子)

刘延东――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部部长(1945.11,江苏南通人,前农业部常务副部长刘瑞龙之女)

戴秉国――外交部常务副部长(1941.03,贵州人,原外交部副部长、文化部部长黄镇女婿)

李源潮――江苏省委书记(1950.11,江苏涟水人,李干成之子)

田成平――山西省委书记(田英之子)

白克明――河北省委书记(1943.10,陕西靖边人,白坚之子)

王 军――中国中信集团董事长(1941.04,湖南浏阳人,原国家副主席王震之长子)

王 之――长城计算机总公司总经理(1942,王震二子)

王 兵――南海石油公司直升飞机公司董事长(王震幼子)

孔 丹――中国中信集团副董事长、总经理(江西萍乡人,原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之子)

王维延――深圳盐田港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1944,湖南浏阳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王首道之子)

王维滨――武警部队第一任计生办主任,大校(1947.11,王首道之女)

王乃馨――北京馨海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980.10,王首道之孙女)

王洛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早期理论家王亚南之子)

李小林――中国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原国家主席李先念之女)

刘亚洲――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主任,空军少将,作家(1952.10,安徽宿县,李先念女婿,李小林之夫)

何光炜――国家旅游局局长(1944,湖南华容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汪光焘――建设部部长(1943,原上海市市长、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之子)

汪静香*――港新兴公司总裁(汪道涵之女)

周小川――中国人民银行行长(1948.01,江苏宜兴人,原机械工业部、建设部部长周建南之子)

林炎志――**吉林省委副书记(1948.04,黑龙江望奎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子)

胡德平――全国工商联副主席、**部党组书记兼副部长(1942.11,湖南浏阳人,原中央总书记胡耀邦长子)

刘 湖――华润集团常务董事、副总经理(1945,胡耀邦次子)

安 黎――原厦门市副市长(胡德平之妻,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女)

安 民――商务部副部长(1945.04,陕西绥德人,原中组部长安子文之子)

楼继伟――财政部副部长(1950.12,浙江义乌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副主任陈清泰妻弟)

李铁映――全国人大副委员长(1936.09,湖南长沙人,原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李维汉之长子)

李铁林――中组部常务副部长兼中央机构编委办主任、十六届中央委员(1943.05,李维汉之幼子)

洪 虎――吉林省省长(1940.06,安徽金寨人,原全国政协副主席洪学智之子)

洪 豹――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洪学智之子)

刘锡荣――中纪委副书记(1942.05,江西瑞金人,**烈士刘英之子)

滕久明――重庆市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前全国政协副主席滕代远之子)

粟戎生――北京军区副司令员、中将(粟裕之子)

乔宗淮――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领导成员(1944.07,江苏建湖人,乔冠华之子)

陈伟兰*――国家行政学院副院长(陈云长女)

陈伟力――中国国际技术智力合作公司总经理(陈云之女)

陈 元――国家开发银行行长(1945.01,上海青浦人,陈云长子)

陈 方――广东中山实业公司经理(陈云幼子)

陈知非――航天部高级工程师(湖南湘乡人,陈赓长子)

陈知健――重庆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次子)

陈知庶――解放军驻香港部队副司令员、少将(湖南湘乡人,陈赓之三子)

陈知涯――中国国际战略基金会秘书长、军事科学院外军研部研究员、少将(1949,湖南湘乡人,陈赓之子) 

陈昊苏――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元帅陈毅之子)

陈丹淮――总装备部科技部部长、少将(陈毅之子)

陈晓鲁――北京标准国际投资管理公司董事长(妻粟惠宁,粟裕女婿,陈毅之子)

王光亚――外交部副部长、驻联合国全权大使(1950.03,江苏人,陈毅女婿)

陈同海――中石化董事长兼总经理(1949,江苏灌云人,原**天津市委书记陈伟达之子)

陶斯亮*――中国市长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1941,湖南人,前政治局常委、副总理陶铸之女)

贺捷生*――军事科学院军事百科部部长、少将(1935.11,湖南桑植人,贺龙之长女)

聂 力*――中国发明协会常务副理事长,中将(1939.09,重庆人,世界上第一位女中将,聂荣臻之女)

丁衡高――中国惯性技术学会理事长、院士、上将、原国防科工委主任(1931.02,南京人,聂荣臻女婿)

谭冬生――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谭震林之子)

张 翔――解放军二炮副司令员、中将(四川人,大将、原副总理张爱萍之子)

罗东进――解放军二炮副政委、中将(1939.02,湖南衡山人,元帅罗荣桓之子)

李 伦――总后勤部副部长、中将(安徽巢湖人,原外交部副部长、调查部部长李克农之子)

丁一平――济南军区副司令兼北海舰队司令员、中将(1955,湖南湘乡,开国中将原北海舰队政委丁秋生之子)

何道泉――国防大学副校长、中将(湖南华容人,全国政协副主席何长工之子)

周尔钧――国防大学政治部主任、少将(周恩来之侄)

罗 箭――国防科工委后勤部政治委员、少将(罗瑞卿之子)

秦 涛――北京卫戍区副司令员、少将(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开国上将秦基伟之子)

杨冀平――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少将(杨勇之子)

张小洋――解放军外国语学院院长、少将(湖南平江人,原军委副主席、上将张震之子)

张海阳――陆军第27集团军政治委员、少将(张震之子)

张振乾――总参谋部测绘局局长、少将(张震之侄)

徐小岩――总参谋部通信部部长、少将(徐向前之子)

马国超――海军航空兵部副政治委员少将(马本斋之子)

冯洪达――海军北海舰队副司令员、少将(冯玉祥之子)

刘太行――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学术研究部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太迟――空军装备部副部长、少将(刘伯承之子)

刘弥群*――解放军空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刘伯承之女)

杨俊生――武警部队装备部部长兼科技开发部主任、少将(杨成武之女)

杨东胜――解放军第二炮兵装备部副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杨东明――解放军总后勤部物资油料部部长、少将(杨成武之子)

伍绍祖――中直工委常务副书记、原国家体育总局局长(1939.04,湖南耒阳人,原中央军委秘书长伍云甫之子)

李南征――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副院长、少将(原**中央副主席、上将李德生之子)

刘卓明――解放军海军装备论证中心主任、少将(湖北大悟人,前国家副主席***之子)

潘 岳――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女婿)

许援朝――南京军区装备部副部长、少将(许世友之子)

许延滨――装甲兵学院副院长(大将许光达之子)

万伯翱――国家体育总局宣传司处长、《中国体育》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万里之子)

万季飞――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中国国际商会会长(1948.10,山东东平人,万里之子)

叶选平――原全国政协常务副主席(1924.11,广东梅县人,元帅叶剑英之子)

吴小兰――原深圳市副市长、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叶选平之妻,**元老吴玉章外孙女)

叶新福――香港万信公司总裁(叶选平之子)

叶选宁――岳枫,原总政联络部长,中将,凯利公司董事长兼总裁(曾国荃的五世外孙,叶剑英之子)

叶选廉――解放军总参保利公司负责人之一同上

叶向真――凌子,导演,现居香港(叶剑英女儿)

邹家华――国务院副总理(叶剑英女婿,邹韬奋之子)

叶选基――武警部队高级军官(叶剑英侄子)

叶静子――星际文化集团公司总裁(1975,叶选宁之女)

傅 锐――原中国核工业公司副总经理(前全国人大委员长彭真之子)

傅 洋――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北京康达律师事务所所长(彭真之子)

傅 彦――北京富利公司董事长(彭真之女)

蒋小明――深圳赛博控股公司董事长(乔石之子)

王小朝――中国保利集团公司董事、副总经理(杨尚昆女婿,杨李丈夫)

荣智健――中信泰富集团主席,中国内地首富(1942,江苏人,原国家副主席荣毅仁之子)

邓英淘――中国社科院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52.09,湖南桂东人,前中宣部长邓力群之子)

谢 飞――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中国电影导演协会常务副会长(1942,前全国政协副主席谢觉哉之子)

***――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1938.02,江苏人,***之妹)

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之长子)

江绵康――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少将(1957,江苏人,***幼子)

李小鹏――华能国际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兼中国国家电力公司副总经理,亚洲电王(1959,李鹏之子)

李小琳――中国电力国际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兼总经理(李鹏之女)

朱云来――中国国际金融公司总裁、董事(朱�基之子)

朱燕来――中国银行(香港)发展规划部总经理(朱�基之女)

温云松――北京Unihub公司总裁(温家宝之子)

徐 明――大连实德集团总裁,2003中国百富榜第15名,福布斯第12名(妻子温如春,温家宝女婿)

2009年2月6日星期五

纪斯尊一案:人民拭目以待 - [纪斯尊 司法 法治 案例 ]

2009-01-21

纪斯尊一案:人民拭目以待 - [纪斯尊 司法 法治 案例 ]

  1月14日的一篇博文《电话记录》在结束部分的红色字体里,我曾这样写到"今天(2009年1月14日)我读到了刘晓原律师的文章,电话那头的'他'终于有了下文……"上述两篇文章都提到过一个人名――纪斯尊。其实,纪斯尊的名字最早显赫于传媒的时间是在2008年8月以后,只不过更多的是在外媒,除此,也只在国内的民众间传说。
  纪斯尊,男,1949年12月出生,祖籍广东,大专文化程度。纪斯尊于长达数年的时间里无偿为贫下弱势人群"抱打不平",是国内尚存争议,却无禁止(已有规范条例默许)的"公民法律代理人"身份。为此,却被某些司法高官在法庭上公然冷嘲"你不为钱,你那么高尚吗?"对纪斯尊为自己无偿办案所做辩护又挖苦 "不要炫耀你的光辉业绩"。
  从刘晓原律师的文章里得知纪斯尊已于本月以"伪造国家公文及印章罪"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目前正在被告人上诉期(据传纪斯尊已经提出上诉)。我们且不论纪斯尊是否伪造公文、私刻印章,亦不论法律业内人士纷纷质疑其"罪行"并不足以三年最高刑罚。同样我们也先不论法庭公诉人如何指证却证据贫乏,亦不对纪斯尊声称审讯期间公安施行25小时疲劳轰炸并以"把你交牢里黑社会给你吃大便"为威胁其是否事实。事情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而这里却要质疑的是如何起因于"鹿"却要结论于"马"的奇闻。
  纪斯尊是受2008年7月25至29日央视在"新闻联播"节目里连番打出的滚动字幕所蛊惑,只身赴京为民请愿的。据多人回忆,当时央视公开字幕内容的大意是"北京奥运会期间,采用国际惯例,允许公民在世界公园、紫竹院公园、日坛公园举行游行示威活动,表达自己诉求,这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又据办案纪斯尊的法庭长官所反问"中国会允许游行示威吗?真是的!"纪斯尊大概真就是那种傻人了,法官都看出了内里的难道纪斯尊就执迷不悟吗?
      写了详尽的申请书及游行计划书,其中又大到示威者如何自律,如何遵纪守法,小到打什么横幅,写什么标语,以至标语的制作采用什么材质和书写手段等等均做以规范。"我想按照国家的规定完成我的请愿后就准时离开北京"、"我还想回家看奥运开幕式呢"、"我很有信心,因为我的这些案件最适合的就是和平请愿活动"……事实不幸为那位地方法官言中:中国真的是不允许游行示威的。而纪斯尊的最大不幸在于"只知道人间有'言而有信',却不知人间还有说了不做"的。可是要让心胸充满阳光和积极和向上和爱人民爱祖国的千千万万个纪斯尊们去理解它,容忍它,那该有多难,多残酷呀!
  奥运前夕,纪斯尊来到北京。这期间我接他电话,对他的意图略知一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在《电话记录》里已有记述。
  在纪斯尊先生被判三年徒刑,纪先生正提出诉讼期间,对照前后因果,叫人哭笑不得的是,纪斯尊并未就游行示威获准,却莫名其妙地被失踪四个月后,重新出现在异地千里之外的地方监所里,并且最终被推上被告席,以"伪造国家公文及印章罪"被判三年牢狱之罚。值得注意的是其结果与奥运申请游行的初衷判若两事,那么北京方敢说申请游行之当时你们就洞若观火,明察秋毫地发现了纪斯尊的"伪造国家公文及印章"行为吗?同样你还敢在中国人民面前再说一声奥运年期间允许游行示威是"中国政府向全世界的庄严承诺"吗?
  据所知,纪斯尊先生的被判结果乃是几乎在最后时刻才接到有关干预的"急改令",这种叫中国人民最为寒心的"意外干预"竟然又一次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法治中国"!
  纪斯尊一案到了最关键的时刻,其最终结果已为国内外所关注,中国司法公正的试金石就放在世人眼前,人民拭目以待。

关注纪案,关注中国司法的历史进程! - [纪斯尊 司法 ]

2009-01-27

关注纪案,关注中国司法的历史进程! - [纪斯尊 司法 ]

  在福州市台江区法院开庭审理"纪斯尊"一案之当日(2008年12月5日),公诉人所举证者漏洞百出,不是逻辑上出现"断弦",就是证据上无法"堵漏 "。重演了不久前出现在黄浦江边那令人熟悉的一幕。更其严重者,是我们在庭审笔录速记稿中再次发现了公安于审讯中刑讯逼供的披露,以至公安内部"政策水平较高"的领导得知消息后恼羞成怒,为自己手下之所为深感不安,生怕如此丑闻泄露入世……
  纸,当然是包不住火的,墙也绝对没有不透的,更何况在当今互联网时代,尤其是中国人民正在觉醒的公民法制意识已如风似烈。
  下面摘录的,是两段纪案审理实地记录。对待纪案的公正与否(事实已经证明纪案遭到了斜刺里杀入的领导意志干扰)已经是二审中正义与邪恶的最高较量。
  关注纪案,关注中国司法的历史进程!

第一段――

纪斯尊:我的所有供述全部不具有证据力,不能作为认定我有罪的证据使用。因为,这些供述,都是福州市公安局刑侦7大队干警使用严重非法威胁手段取得,都不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被告不要在我这里讲公安机关对你逼供取证的事情,我这里是法院,不管这些事情。你要控告公安部去控告。
纪斯尊:我要说的是,福州市公安局对我违法威胁取证,我的供述统统没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我已经对你说了!你不要在我这里讲公安人员对你刑讯逼供问题!你不要再讲了!
纪斯尊:审判长!你要尊重我的答辩权!你不能剥夺我的答辩权!
审判长:我没有剥夺你的答辩权,你说。
纪斯尊:福州市公安局刑侦7大队对我存在两个严重违法取证行为。第一是对我采取疲劳战术的车轮大战,严重违反公安机关连续审讯时间不得超过12个小时规定。9月23日对我连续审讯时间长达13个小时。第一次更严重,连续审讯时间长达25个小时……
审判长:这不可能!25个小时,是整整一天一夜。
纪斯尊:对!就是整整一天一夜!从20日上午10点多钟一直到21日中午12点半,连续不间断审讯。我疲惫不堪……
审判长:这不可能!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决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公诉人,你查一下这份审讯笔录的时间地点。
公诉人:时间是2008年9月25日,地点在福州市第二看守所审讯室。
审判长:(无言以对)
纪斯尊:当时,连福州市第二看守所领导也对福州市公安人员大发脾气。23日晚上,公安人员将我送回看守所时,值班领导当我的面训斥公安人员:你们怎么能这样。我们看守所规定下午5点就必须收监。你们看墙上的钟,现在已经是晚上10点半了!我不知道你们一直在审讯,我要知道,绝不允许你们这样胡来!
    福州市公安局第二个违法取证行为更为严重!更为恶劣!他们悍然野蛮威胁恐吓我:你必须按我们的意思做笔录,你要知道,福州市第二看守所也是我们福州市公安局管的,我告诉你,这里最近有关进两批黑社会罪犯,你不按我们意思做笔录,就把你关到黑社会罪犯监室,他们一个个心狠手辣,会硬塞大便逼你吞下去,把你活活整死!
审判长:他们有没有硬塞大便逼你吞下?
纪斯尊:难道要他们硬塞大便逼我吞下,把我活活整死,才算威胁取证吗?只要公安人员这些话一出口,严重恶劣违法取证行为就已经形成!就已经存在!就已经成立!
审判长:你有什么证据?
纪斯尊:我有证据提交。9月24日我写一封信给福州市第二看守所所长,控告福州市公安局对我两个违法威胁取证行为,请求保护。
审判长:那也只是你一面之词。
纪斯尊:我也有多次向法院提交《协助取证申请书》,请你们向福州市第二看守所,调取福州市公安局对我审讯的原始监控录音录像证据。福州市第二看守所通道、监室、审讯室到处安装监控探头。这是最权威、最科学、最直接、最客观、最真实、最有效证据。
审判长:我们对你的供述会结合其他证据综合审理判断。
纪斯尊:对!法律规定,只有存在被告供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不能认定被告有罪。
审判长:被告!你不要在我面前炫耀你的法律水平!需要的话,我们会调取证据。公诉人继续举证。

第二段――

审判长:下面由被告发表第一轮答辩。
纪斯尊:我以为公诉人指控我为谋取利益,利用伪造芗城区司法局的《其他公民担任代理人(辩护人)登记证明》和印章,以芗城法律服务所代理案件。这三个立足点都不能成立。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严重自相矛盾,违背基本常理,根本不能成立。首先是为谋取利益目的,却是利用伪造不能牟利的手段,这本身就是严重自相矛盾,不能自圆其说,违背基本常识、基本常理。利用伪造的公民代理公文,又以芗城法律服务所名义代理案件,这里又是自相矛盾,违背基本常识、基本常理。公诉人指控,前面自相矛盾,后面又是自相矛盾,根本不能成立。
审判长:被告,讲过的话,就不要再重复,我没有时间听你闲扯。
纪斯尊:我是说公诉人指控我为谋取利益,不能成立。公诉人没有事实、证据。
审判长:你不为利?你代理案件干嘛?
纪斯尊:我为民维权!维护弱势群体权利,我从小就爱打抱不平。
审判长:你代理案件都不收费?你那么高尚?
纪斯尊:我用公民资格代理案件,一律不收费,严格遵守规定!
审判长:你敢说你没有收费?
纪斯尊:我敢说我没有收费!

马英九的六点声明 深深伤害了13亿大陆同胞

一直表现温文尔雅的马英九先生,在温家宝总理人大记者会上答复台湾记者问题后,以少有的效率迅速而气急败坏的提出了他的六点声明,看了他的声明后,让人最直接的感觉就是,马英九你彻底伤害了13亿大陆同胞。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台湾的前途必须由2300万的台湾人民来决定,不容中共的干预!"

他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台湾早就独立了,这点和民进党及谢长廷观点完全一致。

台湾的前途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决定没大陆什么事。这等于告诉我们大陆释放的善意和做了那么多的努力完全是你自找没趣。

特别要注意,他对大陆的称谓是中共,这完全是冷战时的反华国家口吻,暗示中国是不成为国家的国家,要知道现在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不会以这样的称谓来称呼大陆,不管这些国家对中国友好还是不友好。当马英九特别强调台湾或者中华民国称号时,他完全无视了 13亿中国人民,对13亿人民而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名字叫中国而不是中共。

马英九说"中共总理温家宝的说法,蛮横无理、自大愚蠢、自以为是,无视2300万台湾人民的主流民意,我们要在此表达最严重的抗议!"

他对温家宝总理进行了近乎庄国荣似的漫骂和攻击,真不知道你那国民党老爸是怎么培养你的。没有一个有教养的人可以对你不认同的国家领导人说这些有人生攻击和侮辱的字眼。你查查看,温家宝总理说过你马英九,无理愚蠢吗?你可以不同意温的意见,但毕竟他是你的兄长吧。

你知道温家宝总理在13人大陆同胞心中的位置吗?你知道温家宝总理对中国这5年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吗?你竞选的经济牌有多少是你漫骂的温家宝总理带来的你知道吗?如果我们以同样的字眼去评价你尊敬的为台湾做出贡献的蒋经国先生,你会觉得没受到伤害吗?当你为了选举混淆黑白的要费委员们道歉时,当你为了你的选举开始漫骂的时候,你和阿扁有什么两样?

马英九说"我们的政策,一向是以台湾为主,对人民有利,在这样的精神下,维持现状的『三不』,不统、不独、不武是最能符合台湾主流民意以及两岸关系的需求。"

通篇台湾人的自我自私小家子气,永远是你们台湾人的利益,有时真觉得你傻的可爱,如果你不买美国武器,老美会为你说话为你撑腰吗?听你说两岸政策时,你一直在算大陆游客啊,大陆房地产商啊,陆资啊,股市啊,能给台湾带来多少多少利益,同时,你不开放这个,不开放那个,请问你你凭什么就能做到以台湾的利益为唯一利益呢?估计是你可以吃定了你刚骂过的中共吧。你想骂就骂想用就用。谁愚蠢就显而易见了。

马英九说"重返联合国是2300万台湾人民的共同希望,我们会持续努力。"

请复习一下美国国务卿赖斯的讲话。入联公投是对大陆的挑衅行为。其它国家的表态也同时复习一下吧。

马英九说"中共使用武力镇压西藏人民,是极其蛮横愚蠢的行为,应予以强烈的谴责,我也呼吁全体台湾人民以及全球友人,共同谴责中共,我也要求中共当局立即停止镇压、搜捕西藏人民的作法。"

马英九说"我会以中华民国总统候选人的身分,去见友邦伸援西藏人民、达赖,要求大家共同谴责中共,并要求中共停止武力镇压,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

仔细看了温家宝总理说台湾的谈话,其实是充满善意的,只说了一个中国为前提,你就这么疯狂,我不知道你说西藏问题时,是不是想过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已经很多年的事实,你去过西藏吗?你对西藏有多了解,你通过什么就知道这次是武力镇压西藏人民呢?还呼吁全球友人共同谴责,你的全球友人都是谁呀?世界上除了你和谢长廷对西藏事件最起劲还有谁呢?美国,日本还是德国呢?事实是如果你选不上总统,国民党就会要你的命,当然是政治生命。为了你的选举国民党偏离宗旨有多远了,你知道吗?看到你在孙中山像下说话,你真的没觉得对不起他吗?

有时想,你在台湾国民党一党政权做翻译时,为什么不去批评国民党的很多对要求台独的镇压行为,如果那时你这么做了,估计早就是梦寐以求的台湾总统了吧,你毕竟是没有勇气的男人。

你说你要声援西藏人民和达赖,你觉得失去西藏人民人心很多年的达赖还能代表西藏人民吗?西藏人民和达赖有必然的联系吗?如果你这样做了,就请你修改你对台湾人民的关于两岸关系的承诺,大陆怎么可能会和一个支持分裂国家的人去合作呢?我想大陆同胞也不会同意的吧,大陆同胞一定会自发的拒绝去你的台湾旅游,拒绝购买你们的黑心商品吧,大陆同胞也可以对你的台湾说不。

马英九说"若中共当局继续镇压西藏人民,而西藏情势继续恶化,如果我当选中华民国的总统,将不排除停止派团前往北京参加2008年奥运。"

你能告诉我什么叫继续镇压西藏人民?如果你是正义的化身,如果你很肯定中共已经镇压了西藏人民,为什么要恶化你才出手?是不是为了选举你可以临时降低你的正义感,如同你明白费委员们根本就没错,为了你的选举你不断的道歉道歉,从你不断道歉的行为中,你其实就失去了很多人的尊敬,不能分清错与对的人,怎么可能能带好台湾向前行呢?和你的竞选对手有什么不一样呢?

你终于当上总统了,你要做的大事就是拒绝参加奥运啊,唉,中外兼修的你呀,为什么既没正义感又没对世界潮流的共同认知呢?现在世界上有几个国家或者地区会拒绝奥运呢?当然,如果说你和阿扁还有什么区别,就是他拒绝了奥运火炬你拒绝了奥运会。

马英九,你已经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

马英九,这可不是鞠躬道歉就可以混过去的。你好自为之。

上海部分公务员将获最高达10万元住房补贴

上海部分公务员将获最高达10万元住房补贴

一公务员称文件规定,补贴金额为2800元/m2。按科员的最低补贴标准65m2计算,也有可能获得15万元以上的补贴。

过不了多久,上海部分公务员或将领到10余万元的住房补贴,这也是2001年以后,上海再次发放公务员住房补贴。这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昨日从上海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公务员处了解到的消息。

科员也能获补15万元?

上海将向公务员提供的住房补贴,早在春节前就在网上传言。当时传言称,住房补贴最低为10万元。

据上述公务员称,他已经看到了相关部门联合下发的文件。根据该文件规定,2001年后参加工作,且工作满5年者,才可以享受房贴。按照行政级别不同,发放不同的住房补贴。其中,科员的补贴标准最低,只有65平方米,副科为70平方米,科级为80平方米,副处是90平方米……依此类推。每平方米的补贴金额为 2800元。按上述标准计算,即使行政级别是科员,也有可能获得15万元以上的补贴。

补贴出现两种版本

不过,昨晚6时,《财经网》挂出的一篇报道,却给出了另外一种版本的标准。文章以某市级单位为例,科员65平方米、副科长70平方米、正科长75平方米、副处长80平方米、处长85平方米。每平方米按照1400元计算。

根据该报道,2000年以后入职的公务员,采取的补贴方案稍有不同。60平方米以下的部分按1400元/平方米算,60平方米以上部分按2800元/平方米计算,如果夫妇二人同为区公务员,则全部按照2800元/平方米计算。

这次上海的房贴发放范围主要还是集中在本地公务员以及相关直属事业单位人员,而属中央派遣单位的国家公务员以及部分入职时间未满五年的公务员,未在获得房贴之列。

不过,这两个版本均属一家之言。《每日经济新闻》向上海市委组织部和市委办公厅求证上述两个版本的补贴标准,上海市委组织部有关人士介绍说,住房补贴政策确有听闻,但并没有看到组织部印发过此类文件。而市委办公厅文书处的有关负责人也不对上述文件的真伪予以核实。上海市新闻办表示,对住房补贴一事不知情。

8年前曾发放房贴

据上述公务员介绍,早在2001年前,上海市就曾给公务员发放过住房补贴,现在的住房补贴政策只是当时的翻版。

从2001年到现在上海的房价已经翻了五六倍。因此,上述公务员称这次住房补贴政策 "不过是给2001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年轻人买房子提供首付而已。"事实上,大部分公务员都没指望依赖房贴买房,"付首付"、"还房贷"、"买车"将成为大部分公务员的选择。

根据资料,目前上海的公务员总数有七八万,就算只有一部分人能享受到房贴,金额也将达数亿元。

史上最牛的……对不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史上最牛的……对不起,我不知道应该怎么说。
2009-02-02 17:25

他是谁?

请允许我毫不负责的告诉您,他拥有首席科学家、教授、博士、专家、院长、会长等等头衔,
他同时在以下单位工作:协和医院、北京大学、中国生命科学院、中国高原生物研究院……

他同时在中国若干家省级、高级、县级电视台频频露面,学识广博,涉及医学、金融、教育等若干领域……
和取得他的成就相比,两院院士们几乎都可以羞愤地自杀以谢天下了……

他同时拥有若干个名字,比如吕青张国行王志伦顾伯勤,等等等等

因此,我们只能说,他就是史上最牛的,,,,广告演员吧。via


中国男性健康研究中心主任:吕青教授



国际糖尿病协会主任顾教授

钱币专家孙云






怎么样,他是不是很狠啊,不过丫还不算最狠的!

接下来这个女人,在上一个频道还是 受病魔折磨,以身说法的病患,在遥控器换台那一瞬间就变成了联合国呼吸疾病组织总干事了。他们一起,为将中国的广告事业推向世界而付出了不懈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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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法无边,书记有权

佛法无边,书记有权

发表于 2009-02-05 19:14:03 类别:深度变态

某地佛教出访团的名单

作者:宋一臣 

前些日子到省城看望战友,无意中看到了一份2003年,某地佛教出访团的名单,感慨颇深,令人哑然失笑,现将名单记录如下: 

团长--市佛学会高级顾问,市委副书记; 

副团长--市佛学会顾问,市委统战部部长/市佛学会顾问,市政协副主席,市佛学会会长,市政府副秘书长; 

成员--市佛学会常务理事,市财政局长/市佛学会秘书长,市民族宗族事务局长/市佛学会理事,市公安局副局长/市佛学会理事,某县副县长、县佛学会副会长,乡党委书记/县大明寺方丈。 

全体成员共计十名,只有一个是和尚。

关键是最后一篇读后感……

关键是最后一篇读后感……

发表于 2009-02-06 09:40:26 类别:深度变态

 

来源

http://www12.tianya.cn/publicforum/Content/no04/1/677781.shtml

特别鸣谢张果老

09过年回家 我所见的农村

09过年回家 我所见的农村

  三农问题作为一个问题已经存在了十余年,无论是学界的一些学者专家做出怎样的学术分析(关于三农问题研究的论文,从社会学到传播学,充斥大量刊物的版面)和惊人高论(如农村土地私有化等),还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举措,但似乎都与真实的农村相距甚远。"农村"正在逐渐沦为一种话语分析的方式,成为这个喧嚣时代的一种陪衬。就像财主家办喜事的时候,总会叫上几个穷亲戚一样,诺大的荣国府也有几个破落的远房,当然,这些装扮的只是人情,而不是关爱。
  
  盛世之奥运会与农民何干?金融危机、股市楼市低迷貌似闹得城市里是人心惶惶,而在农村,一切似乎并没发生过。该赌博的还赌博,该打女人的还继续打女人……
  
  前些年,《中国农村调查报告》一纸风行的时候,我也看了,并且是在其还没有出单行本,还没有红火的时候,在《当代》杂志上看的。看完之后,也并不为然,因为,作为一个生于农村,长于农村的人,我认为这本书,距离真实的农村仍然很远。当然,若说两位作者是用农村这个题材而行沽名钓誉之事,有乱扣帽子的嫌疑。但是,我也可以很直白地说,这本书中的诸多内容,只是一种常识。在农村,大家都知道,只不过,这种常识,许多人不知道罢了,于是也就成为了一种"有力量、有勇气的文字"。
  
  当然,在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说的农村,是我的家乡,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地方。至于你若拿华西村来作为中国农村的证明,我也不与你争辩。
  
  好吧,接下来,就将陆续写上这次过年回家的一些见闻,也希望可以勾勒出一个真实的农村。对于一个在上海这样的城市学习并工作的人而言,既是一场寻根之旅,也是一次悲壮的返乡,更是从后现代进入了前现代,从21世纪进入了中世纪,个中滋味,有愤慨,有悲凉,有心酸,有无奈,不一而足。
  
  一、早婚
  
  不得不先从早婚这个事情说起,这也是最让我震惊又感到悲哀的事情,当然,你也可以说这是农民的愚昧,是农村的落后。但无论用怎样的字眼,这些事情的确是在农村发生了。
  
  根据我国的婚姻法规定,法定最低结婚年龄是男22周岁,女20周岁。
  
  可是在我们村,1991年出生的一个男孩,准备在正月里结婚了(这个男孩,是在网上认识的我们县另一个女孩,女孩的年龄我不知道,回家后过一次,那天很冷,其围着围巾包裹着脸,没看出具体年龄,但我想,应该不大,因为在我们那,结婚的很少有女的比男的大),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相当地震惊,当然更震惊的还有,这个女的,还在冬天里打过一次胎(由此也反映,农村青年人的避孕知识的匮乏)
  
  回去之后,打听了一下,在我们村以及周边的几个村,结婚的一般都在20岁之下。很少有超过20岁还没有结婚的,除了在外读书的之外。不然,过了这个年龄若不结婚,也就意味着可选择性很小,或很难找对象了。
  
  有一天,我遇见了前面所说的那个男孩(在我读书的时候,他还只是一个小P孩,并且在我印象中一直都是),我问其,结婚领证了没?他说没有,我说,没领证你就结婚啊。他说:不碍事。我问:那以后生孩子怎么办?他说:到时候再说呗。
  
  所谓的到时候再说,也就是请客送礼花钱修改年龄,补办结婚证,不然怎么给孩子办准生证和户口?
  
  又有一天,和我们村的大队书记一个桌子喝酒,我问他农村的早婚事情,他说很普遍,不仅我们村,在我们县,甚至隔壁的几个县都是这样。对于这种事情,他也没办法管。
  
  "想管也管不了,这些孩子结婚之后就常年在外打工,找都找不到人",这个书记如是说。
  
  早婚,在我们那里,现在可谓是成为一种社会风气,或曰是产生了群体仿效反应,一个看一个。你20结婚,我就19结婚,你19结婚,我就18结婚。基本上是没有领结婚证的,在父母看来,早点给孩子完成了婚事也就早点完成了任务,也免得其在外面打工学坏了。
  
  我们村的一个女孩,年龄就在19岁的样子,年底的时候,回家办了婚事。而孩子已经几个月大了。和男人是在外面打工认识的。
  
  结婚证无法证明婚姻,只有在村里办了酒席之后,才是结婚。
  
  因为早婚的现象,回去之后,父母每天都在逼我结婚。按照他们的话说,因为我到现在还没结婚,在村子上,他们就被别人瞧不起,抬不起头来,被人嘲笑。由此也可以理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早婚的现象了。
  
  至于上面有人说要交代背景,我们村,安徽东北部的一个县的一个很普通的村,就像那片土地上的许多村庄一样。千余人左右,全是一个姓氏,有四个房系,有点像宗法制的乡村,人均4亩地左右,除了田里的收入之外,村里的青壮劳动力常年在外打工。另外,很坦言地说,村民的生活并不是很穷,在我们村,这几年就竖起了几座两层小楼(造价一般在15万左右),有人还买了一部夏利车(6万左右),当然,村子里穷的人也很有。
  
  二、早育和晚育
  
  早育很好理解,因为前面所提到的早婚现象。在农村,一般结婚后一年内就会生孩子,而若在一年内没生孩子的,就会被嘲笑,被歧视。(我们村的一对夫妻,结婚四年多了,没有孩子,男的就经常殴打女的,不过,据说,女的已经去医院检查过了,没有问题,而男的死活不愿意去检查)
  
  农村的这些女人,可以说是没有青春的,在结婚、生育之后,很快就变得苍老。刚20岁出头的女子,衰老到像四十岁一样。
  
  听说,村上一个女子,年龄刚20,08年春天结的婚,冬天里,小产了一次。
  
  在农村,一向都是结婚之后就很快要孩子的,晚育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按照国家法律规定,貌似头胎是男孩的,不允许生育二胎。但是在最近几年,这些头胎是男孩的,并且已经结扎过的妇女,纷纷去重新做手术,然后再生一个。
  
  隔壁村的一女,今年已经40,儿子94年生的,今年已经上初三了。去年又生了一个男孩,这次回家看见了,才1岁大。
  
  90年代计划生育抓紧的时候,农村的妇女都要强迫去结扎,我一直认为,结扎是一种很不人道的事情。但仔细想想,也没有其它办法,不然如何控制生育?你没法指望农民去用安全套,去算安全期,去吃避孕药。
  
  可现在呢,这些结扎过的妇女,而且都接近40岁的年龄,又纷纷去再做手术,再生孩子。
  
  父亲说"这几年,一个看一个,大家都生了。"
  
  一天早晨,村西边的路上走来一个步履蹒跚,挺着大肚子的女人。我不认识,问母亲是谁,母亲对我说是某某。本来有两个孩子,一女一男,可她的女儿,三年前因病死掉了,(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曾经路过她的坟,死的时候才十五六岁的样子),家里只剩下一个男孩了,于是又去做手术,现在又怀上了。
  
  可她的年龄呢?我没问,不过根据我的推测,应该在45岁之上了。
  
  这就是农村,真实的农村,45岁的女人和18岁的女人,共同怀孕待产。这也就是新农村,有了网恋,有了未婚生子,有了高龄产妇,可以说是与城市接轨了。
  
  在村口的那个房子的一面墙上,赫然粉刷着一行防治艾滋病的大字(具体的标语内容忘记了)。
  
  三、死亡
  
  每次过年回去,我都会问父亲,这一年,村里死了谁。整个村庄都在老去,村子里的那些我熟识的人,长久地停留在我记忆深处的人,都会在某个我所不知道的一天死去。当然,我也会和他们一样死去。墓地,我都选择好了,包括我父母的,和我自己的。都将会埋葬在那块如今满是青绿麦子的田里。
  
  而我从来不关心,这一年,有哪些新的生命在村子里降临,因为他们都与我无关。起码与我的记忆无关,
  
  08年,我们村子里死去了三个人,一个女人,两个男人。除了那个女人,是因为偶然事故,从我们村一户人家新盖的两层小楼上掉下来,摔死的之外(摔伤了头部,不治身死),我想说得是那两个死去的男人。
  
  两个男人,死去的时候都才60左右,一个59,一个60出头。都是因为突然被检查出来得了癌症晚期。然后,在熬了不到半年后就死去了。在死去之前,他们都是村子里做农活的很厉害的人,当然,没有医保的他们,不会去想着检查身体,就像是自然界的动物,安静地存活,安静地等待疾病的突然袭来。
  
  在农村,经常会听见这样的一种幸福定义"有吃有喝,没病没灾"。而若是一旦得病,也就意味着死亡,因为,每每总是小病拖成大病。然后就是等待死亡。
  
  08年死去的这两个男人,那个60出头的,我不是很熟悉,暂且不提。而这个59岁的男人,则是需要说一下。按照辈份,是我爷爷的父亲辈。
  
  他有兄弟两人,他是老大,家里有个磨香油的磨坊,他家的麻油,在远近十几里都很闻名(手工制作的那种,炒了芝麻,用石磨磨制出来的、然后三斤芝麻换一斤麻油)。
  
  年轻的时候因为穷没娶上媳妇,后来在80年代,买了一个云南的女子,后来,在为他生了一个女儿之后,跑了。之后,他就一直抚养着自己的女儿,单身生活。
  
  他的弟弟,娶上了媳妇,有两个孩子,不过,在我读初中时候的某一个夏天的午后,在自家的梁头上吊自杀了,据说,死的时候,穿了一身白色衣服,自己亲手做的。
  
  在他的弟弟死后,村上的人本想撮合他和弟媳妇组成一个家庭,但因为年龄相差较大,弟媳妇没同意,后来,弟媳妇又招了一个男人进门。
  
  如今,他也死去了,死于胃癌。夏天被检查出来,元旦的时候死的。
  
  暂且不去叙述村上的这些往事,毕竟在死亡面前,所有文字都是轻浮的。(初二那年,我们村一年之内,有三个年轻女子,喝农药自杀了。恰巧的是,她们的坟,分别在在村子的三个方向上,一时间人心惶惶,说剩下的那个方向上,还会再有一个)
  
  年前的一个午后,我去田里溜达,远远地看见一座新坟,上面还有几个花圈。回家之后,赶紧问父亲,那是谁的坟。
  
  不知道,下一年回去,村外的田间又会多出几座坟来。
  
  说到死亡问题,顺便再提一下火葬问题。之前政府强制实行火化,这也使得,在我们县的厂纷纷倒闭之后,火葬厂竟然存活了下来,据说效益还不错。初三的暑假,曾经作为娘家人,去过一次。
  
  但是由于农村的习俗,虽然火化了之后,仍然要用棺材,讲骨灰盒放进里面,然后办丧事,下地。
  
  后来呢,这里面就产生了猫腻,只要出钱(据说是好几千,当然数额多少,也要看是否有人),就可以不用火化,火葬厂收了钱之后,也会出具证明。(查也查不到,除非开棺,这是很危险的,很容易造成警民冲突)
  
  当然,若是有权势的,不交钱也可以堂而皇之地不用火化尸体,直接下葬。
  
  之前几年,还闹得要在村里设置统一公墓,安放骨灰盒,后来也不了了之。现在,基本上都是埋在自家的田里。成为乡村田间的一种点缀。区别就是,不再像以前那样将坟头堆得很高了。
  
  火葬,原本是为了节省耕田,现在看来,起码在我们县,成为了一种形式,甚而成为权钱交易的灰色地带。
  
  竟然连死人的钱都挣
  
  四、教育
  
  据官方消息说,目前大学生中,农村生源的比例在逐渐下降。
  
  年前,参加一场婚礼,酒席上与我同桌的基本上都是一个乡村小学的老师。年龄都在40―50左右,我全不认识,喝酒,开始聊天。
  
  桌上一个人,掏出一款手机,我瞄了一下,LG的一款,估计价格也就几百块钱左右。另一个人问:刘主任,这又是从哪里搞来得新手机?那个叫刘主任的说是某某送的,校长一个,他一个,后勤主任也有一个。
  
  那个问话的人,笑着大声说道:腐败啊,党都是让你们给毁了的,看来我要退了。
  
  然后众人继续喝酒,吹牛,我在旁边安静地听着。
  
  一个中年老师,刚做过手术(据推测,估计是痔疮一类的),说自己前几天喝酒,只能站着,说"我现在就像孔乙己一样,站着喝酒"。众人大笑。
  
  孔乙己,这个词让我当时楞了一下,可惜,如今,孔乙己在农村也许常有,而鲁迅却没有。
  
  这些就是农村的基础教育老师,我有一些高中同学,后来去读了师范专科,很少有回去做老师的,大多出去打工。当然,没有关系农村的这些学校也很难进。
  
  后来我放开了和他们喝酒,肆无忌惮地说着一些粗俗的话,最后我醉了。
  
  虽然,农村实行了九年制义务教育,但基本上,这些都是空谈。大量的农村孩子辍学,或是熬到初中毕业就出去打工。
  
  隔壁的一个邻居下的一个小女孩,94年出生的,小学没有毕业,身体都还没长成,在外打工已经一年。春天的时候去采茶,后来去了南通的一个家庭工厂内,做箱包的,包吃住,一个月500元钱,从来没有星期六星期天,每天早晨7点多开始做活,我问她,晚上什么时候结束,她说不一定。有时候都到10点多。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差不多大的小女孩,收完麦子后她去的,大半年挣了2900块钱回家。
  
  2900元钱,一个15岁女孩辛苦大半年的收入。在我和她谈话的时候,她并没有一句抱怨,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命吧。她们是认命的孩子、顺从的孩子。
  
  她才15岁,头发也拉直了,有点都市的影子,只是那双手,粗糙的像个老人一样。都是伤口和茧子。
  
  15岁的年龄,所谓的花季雨季的岁月,所谓的青春,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呢?
  
  正月初九,她又要回南通了,我把手机号码给了她,让她遇到什么事情可以给我打电话。
  
  在农村,经常流行的一句话是"读书不读书都一样,反正都是打工",或"读大学又怎样,出来还不是打工?"
  
  很汗颜和惭愧地说,我是我们村上这十年来,也可以说是自78年恢复高考以来,第一个考取重点大学,第一个读研的人。可就这样的一个诺大的村庄,近十年内,算我在内,考上大学的(本科)也才三个人而已。(说这些,不是得意,而是悲凉,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看到一堆沉睡在铁屋子里,没有醒来的人一样)
  
  回家最怕的是别人问我工资多少,因为在他们看来,我在上海(上海对于他们,成为了一种文化想象,一个遍地是黄金的大城市)读了所谓研究生了,毕业后,起码也要上万元的工资,还会有人给你分好房子。
  
  若得知消息,我没有这么多的时候,他们都会说,我看读书也没什么用,XX初中没毕业在外面打工,一个月都好几千。
  
  对于这些,我能争辩什么呢?
  
  我们县高考升学率之底,很难想象,估计是安徽最差的一个县了。全县人口是80多万,08年参加高考的只有7千多人(还包括大量的复读生在内),考上的本科(三本以上)才1500余人,其中大量的是三本。其中复读生占了大多数,(我是2000年高中毕业,我一个同班同学一直复习到2004年,才考取一个省内本科,)
  
  小学教育差,导致初中教育差,然后又是高中教育差,放到全省的高考竞争中,完全没有实力(考上稍微好的一些大学的,也都基本上是县城的孩子)
  
  我一个高中同学,现在县里一个高中当老师,今年带高三毕业班,年后,去和他喝酒,他说,班上70人(文科班),学校给他的基本指标是一个本科,三个本科是超额指标(只要分数够三本就行),我问他估计能考上几个,他说最多也就五六个人左右。
  
  那剩下的那些人呢?无非复读,或是外出打工。然后回家结婚生子
  
  因为是高三,初四就开学了,初四上午,我同学非得让我去给他班上的学生们说上一些什么。让我给那些孩子勉励一下。
  
  站在讲台上,面对一群孩子,我无法给他们说启蒙,说自我救赎,只能给他们描述大学的美好生活,勉励他们走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说现在社会竞争压力很大,要想成功,就要多努力学习。
  
  目前在我们县,职业技术培训学校开了许多,不仅县城里,乡镇了也有许多。培训的技术,无外乎缝纫,电焊等。然后,就将他们输入沿海的一些工厂内。在更多的孩子和家长看来,这才是人生的正确道路。(读高中,花钱又不一定考取大学,考取了大学也没啥用)
  
  我也并不认为,读大学对于他们来说是唯一的一条出路,但我想,读了大学之后,无论怎样,起码可以认清自己,认清一些这个社会,不会再浑浑噩噩地生活下去。
  
  当然,这里又存在着一个启蒙者的悖论,究竟是清醒者痛苦?还是沉睡者痛苦?是该让他们睡去,等有一天,他们自然地醒来,还是把他们叫醒?叫醒之后呢?
  
  那天,我在黑板上画了一个金字塔,我对那些十七八岁的孩子说,我不期望你们可以爬到金字塔的顶端,但我也不希望你们沦为金字塔的底部。只要你们能够在中间的位置就可以了。
  
  父母有时候也会半开玩笑半生气地说,当初,还不如不让你去读书呢,不然,现在我们也就可以抱孙子了。你看村子上的和我们差不多大的,都已经抱上孙子了。
  
  闻此,我很难过。因为父母说的不是他们的观点,而是正在农村流布的观点。
  
  五 农村低保
  
  在农村,有许多事情的发生,的确是你所想象不到的。就如低保来说,刚才百度了一下,看到这样的官方消息:
  
  通过个人申请、评审评议、审核、报批和监督检查等一系列制度设计来保证制度在实施中的公开、公平、公正。县级民政部门负责审批,由乡镇、村委会具体受理。
  
  申请农村低保的基本程序是,由户主向乡(镇)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村民委员会开展调查、组织民主评议提出初步意见,经乡(镇)政府审核,由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审批。乡(镇)政府和县级政府民政部门对申请人的家庭经济状况进行核查,了解其家庭收入、财产、劳动力状况和实际生活水平,结合村民民主评议意见,提出审核、审批意见。在申请和接受审核的过程中,要求申请人如实提供关于本人及家庭的收入情况等信息,并积极配合审核审批部门按规定进行的调查或评议,有关部门也应及时反馈审核审批结果,对不予批准的应当说明原因。
  
  而在我们村,有的一家四口人,包括几岁的孩子,全都享受着低保,有许多青壮年的劳动力,也在享受着低保,而我的爷爷奶奶,今年都八十多岁了,却没有低保。(当然,以我们家的状况,赡养爷爷奶奶不成问题,但这件事,让人委实很生气。)
  
  父亲和我说这件事的时候,很愤慨,"谁送礼给书记,谁就有低保,谁上面有人,谁就可以有低保。"
  
  所谓的申请、调查,公正都成为了纸面的笑谈。
  
  低保成为了权力这个大棒之后的那根胡萝卜,大队书记想给谁就给谁,成了安抚与拉拢的工具。
  
  低保一年有近千元左右,完全成为了一种额外的福利待遇。该有的没有,不该有的却有了。谁家权势大,有,谁家上面有人,有,谁家送礼了,有,谁家是刺儿头,容易闹事的,有。
  
  我家没有,虽然,我爷爷今年85、奶奶80了。
  
  我写这些并非是品头论足,而只是想写一下我所见的农村情况。对于我本人而言,也没有要一味地洗褪自己身上农村痕迹的意思。无论面对谁,我都坦言,我是农村出来的。
  
  此外,我也并非说是要让农民全涌入城市(某些学者所谓的在城市形成贫民窟的观点,实在是笑谈),但你也不可以坐视农民成为现代化的牺牲品,然后被咀嚼一番、榨干了青春之后,成为渣滓。
  
  没有人有权力,有何正当的理由,可以堂而皇之说,农民就应该为这场国家现代化运动做出牺牲。
  
  他们生而为农民,不是合法的理由。
  
  六、农村的政治问题
  
  "我身上有两颗子弹,一颗留着保卫我自己,另一颗留着参加第二次文化大革命",这是大年三十那天上午,我们村一个70岁的老人站在我们家门口,所说的话。
  
  他什么职务都没有,连党员都不是,经常热衷于参与村上的事情,诸如核查村委会的帐,去县里上*访等等。
  
  我父亲说这个人现在还经常在家里写东西,我问都写的是写什么?
  
  ――还能是什么,都是那些大道理呗。
  
  我不知道他是否读过马列的书,但他经常会把马克思挂在嘴边,说起话来振振有词。
  
  "农村需要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把这些狗日的都搞倒,用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看问题,这个社会已经变了80%",我拿出手机,将他的这些精辟的语言记录下来。
  
  从县城里坐车回家的时候,在路边的一个村口,赫然挂着一个大红条幅,在冬日的村口,显得特别醒目。条幅上写着:村民直选,是建设乡村基层民主的重要保障。
  
  看到这样的条幅,我哑然而笑。民主,直选,多么诱人的字眼。
  
  回家之后,问父亲,在选举的时候,拉选票的现象特别严重。"选举不过是走个过场,上面让谁干,就是谁干",我们村的那个书记,今年69岁了,被称为"不倒翁",在大队书记的位置上,起码已经占据了有近二十年了。也有人戏称其为"胡书记",说其很会糊弄,上面有人,在村上又不得罪人,得罪人的事情,都会暗地里指使别人去做。
  
  此外,还有农村的发展党员问题,谁想入党,必须要经过大队书记这一关,先送礼,再表示忠心,于是,发展党员,也就成为了培养个人亲信的渠道。起码要确保入党者不会危及其地位。而有几个所谓的刺儿头,怎样也无法入党。也就意味着其无法进入政权,再这么折腾,也只能是在外面鼓捣。而当权者随便安排一个罪名,就可以将其搞定。
  
  当年我们村有个光棍汉,特别地仗义执言,经常一个人去县里和市里上*访,反映问题。他在路边的沟渠里挖了一个很深的池子,夏天的时候,村上有很多人都去池子里取水打农药。别人都给用,就是不给大队的几个干部家人用,为此还打过一架。后来,他领养了一个别人遗弃的女婴。一个光棍汉领养一个女婴这样的事情,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村里硬说其违背了计划生育政策,还让镇子上的派出所将其带走了。不知道其在里面是否受到了拷打,出来后,变得老实多了。
  
  "喝纣王水,就不能说纣王无道"――这是父亲经常教育我的一句话。尤其是在我偶然在他面前说一些稍微愤慨的话时。
  
  七、土地问题
  
  我们村的土地,是人均有4亩左右(每亩660个平方),95年的时候,重新分配过一次土地,之后就一直没动过,这使得有的人家娶了媳妇,生了孩子,都没有土地,而像我这样的,户口早已经迁出,但在家里还有一份土地,那些死去的也包括在内。
  
  95年动过土地的时候,说是30年内不再动地。
  
  最近,土地私有化貌似被提出来,作为解决农村问题的一剂良方,这次回家,和村里的一些人谈到此事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土地兼并。(我和他们说,土地要私有化了,可以自由买卖了,他们说,那很快就有人卖地,尤其是那些不正干的人。)
  
  "乖乖,又要回到解放前了,要有地主了!"
  
  其实,农民对于土地的眷恋的热情正在逐渐下降,村里许多有钱的人,都去镇子上或是去县里买了房子,平时都住在县城里,只有每年两次农忙的时候才回来。
  
  在我小的时候,我们村种植了许多经济作物,诸如棉花、薄荷、西瓜等,(我们家曾经就种过近10亩的棉花、也种过近十亩的薄荷,和三五亩的西瓜),可现在,都是一季麦子、一季大豆。省事,完全的机械化操作。(雇用联合收割机,直接把粮食拉到家,有的户,收完粮食就当场卖掉,带了钱走人)。然后将秸秆在地里烧掉,再种下一轮。
  
  虽然没有土地买卖,但在农村可以租土地来耕种(300元/亩/年),有的人家不愿意种地的,或是常年在外的,就将土地租给别人种。
  
  再说一下,去年的卖地问题。有一条正在建设中的高速公路经过我们村(貌似是从许昌到宿迁的),修路要占用农田,这其中分为两种,一种是路面占地,另一种是取土占地(要取土垫路基)。
  
  前一种的价格是18000元/亩,后一种的价格是12500元/亩(价格差的理由是,取土后的水塘还可以用来养鱼获利等,但我怀疑这个差价被承包商私吞了)。
  
  取土占地的面积很大,有好几块,一块就有80亩。(我们家的土地被划了4.5亩)能够卖地的,都很开心。人们不再稀罕土地。只嫌弃卖少了,没有说多的。
  
  至于说土地抛荒的现象,我们那里没有,因为自己不种,可以承包给别人。姑且可以算做土地私有化的前戏吧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事情,关于这次修路卖地的问题。村上有的户是摊到了,有的没有。
  
  摊到的就很庆幸,没摊到的就很沮丧。于是就有人提议说要把这些卖地的款拿出来村上平分,然后再重新分配土地。这是平均主义思想呢?还是集体主义时期思想的残留呢?
  
  这样的提议当然不了了之,但的确很吊诡,值得反思。
  
  一些三农学者常说土地目前成为了农民的束缚,成为了阻碍农民现代化的桎梏,也有人说土地是农民生活的最后保障,是返乡之后的最后栖息地。但无论是怎样的看法,一个不可改变的事实就是:农民已经不再深深地爱着这块土地。
  
  艾青说:"为什么我眼中常含着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的深沉。"而如今,这块土地也许正在沦为鸡肋。
  
  八、文化问题
  
  我一直认为在农村/农民那里,不仅有政治、经济问题,而且还有文化问题。暂且不论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我认为,这个文化问题,才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农村和农民的生活状态和形式,影响着消费行为的选择,也影响着他们的人生选择。
  
  我也一直很困惑,农村的文化是什么?有没有农村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农村发挥着作用?
  
  都说儒家文化在影响着国人,但在农村,你很少能够看到仁爱、看到友善。你所能够看到的只是自私与贪婪、愚昧与无知,看到的只是争强好胜、看到的是勾心斗角。那些质朴纯真善良的农民哪里去了?是谁让他们变成这样?
  
  打架、吵架、通奸这样的事情是屡见不鲜,尤其是春节里,因为赌钱、喝酒或一些小恩怨,先是吵,再是打,然后是闹的头破血流。
  
  有的人喝了酒之后,可以绕着村,骂一圈,想骂谁就骂谁,语词低俗。谁家兄弟多,拳头硬,谁就可以欺负乡邻。
  
  十七八岁的男孩子,留着长发,染了颜色,并且还带了耳钉。十六七岁的女孩子,说自己喜欢的人是李宇春,在课本前面写上"非主流"三个字,作为自己的人生信仰。他们不知道WTO,但知道麦当劳,知道网恋,会用qq找女朋友。
  
  农村没有报纸,基本上每家一户电视,最近两年刚通了有线电视网络(许多人家因为收费,而不装有线)。县电视台里永远都在播放着性*药和丰胸广告,用词非常具有挑逗性,大人孩子都在看。
  
  最近几年,我们那里(基本上隔壁几个县都是)还兴起了一种很另类的唢呐文化。遇到红白喜事,基本上都会请一个唢呐班子到家(谁家不请,就没面子而被瞧不起),在我的小时候,唢呐班子吹的真正的唢呐,有好多种乐器、都卖力地演奏。而现在,只有三两个唢呐,配之以电子琴。
  
  当然,我要说的不是这个,而是,这些唢呐班子都会请一个女人,年龄一般都在三十之上,姿色稍微有上两三分,到晚上的时候,就会浓妆艳抹,登台高唱一些黄色小曲,说一些低俗笑话,然后和一个搭配的男人打情骂俏。基本上都是围绕着"性爱"为主题。有些时候,还会玩脱衣舞游戏。(我都在台下看过脱胸罩,脱内裤的 ――非全裸,不是从里面脱,就是从外面脱得剩下三点为止)。
  
  台下的看客,有大人,有孩子,有老人,有男人也有女人,遇到精彩处,都齐声叫起好来,或高喊着"脱啊、脱啊、脱啊"。即使是丧事,也会有这样的演出,无论是亲人还是村人,脸上都看不到一丝的悲伤。若不脱,众人都会说这个唢呐班子不行,不过瘾。我想,鲁迅笔下的看杀人事件,也莫若如此。
  
  前面有人说到信仰问题,的确,基督教最近几年在我们那里(不仅是我们那里)很兴盛,尤其是一些上了年岁的人。每到星期天,都是去做礼拜的。
  
  九、关于教育再补充几句
  
  以身作则的说吧,从小时候,父亲就告诫我,农村人,要想跳出农村只有两条路,一是当兵,二是考大学。那个时候,考上大学就意味着保障,意味着洗干净泥腿子,进城做个"体面人"。
  
  可现在呢,很少有人再有这样的想法了。
  
  那个时候的农村,相比较现在,真的很苦,几十亩的麦子,都是用镰刀玩着腰一刀一刀割的,打场是用牛拉着石滚碾的,十几亩的薄荷,要不分白天黑夜地用大铁锅熬上好几天。
  
  我读初中时候,成绩好的同学都去考中专了(97年左右),那个时候,农村人还满足于中专,因为高中并不代表着大学,而且还要多浪费一些钱(那个时候,我们村有两个高中生,一个复读了好几年也没考上,回家后先是搞养鸡,失败后外出打工了,一时被村上传为笑柄,另一个是学体育的,也是复读了几年,终于考上了省内的一个师范专科,毕业后,竟然去了中学做数学老师了,真是一件比较神奇的事情)。
  
  由于我们县的高考升学率较低,就有很多人去读一些职业或民办学校(尤其是集中在西安和江西南昌这两个地方,那两年,这些学校简直是去高中门口抢人,招生了一个都有提成的),农村人不懂,反正以为都是大学。这些学校毕业之后,无疑还是打工,于是也使得越来越多的人不相信所谓的大学的神话了。与此同时,一个个外出打工的神话也在迅速地膨胀和传说开来,"某某高中没毕业,外出打工,一个月八千块。",我当然,相信,这其中有的是真实,但我更认为,虚假要大于真实。
  
  说一个笑话,前几年,后面村上有个男生考取了北华大学的国防生。他们家连放了两个晚上的四场电影来庆贺,还制作了大红条幅挂在门口。周边几个村的人都在议论纷纷。
  
  "――北华大学是什么大学?"
  
  "――谁知道,估计是北京清华大学吧?厉害"
  
  "――啧、啧、听说人家这个大学不仅要钱,而且还给钱"
  
  这些都是回家之后,我听父亲转述的。
  
  以前,我总是坚持启蒙论调,认为改变农村的根本在于教育。要让农村的每一个孩子都觉醒,都认识自己,认清这个世界。然后,一切就会好了。可现在呢?与其谈启蒙,不如谈救亡。破败的农村,该是需要一种拯救了。
  
  的确,现在很少的大学毕业生读书后会愿意回去建设家乡。你可以指责是忘本,是没有良心,当然也可以指责我。但谁又理解这其中的苦衷?(这次回家听说,目前正在选派大学生到基层任村官了,我恐怕这政策虽好,但估计又是半途而废,流于作秀,农村的工作,岂是一两个书生可以胜任的,农村的水很深!)
  
  我一个同学,大学本科毕业,最近很想回县城做生意(我们县城,目前就像是80年代初期的深圳一样、一年开个批发部也有一二十万的收入,而我们县城的房价,目前是1500/平方米左右),但其父母死活不同意,认为这丢面子。
  
  就像我,坦然地说,四年前,当我从家到上海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身后,就像一颗腾空而起的蘑菇云一样,有一个正在膨胀升起的神话。常说,历史的洪流在裹挟着个人前进,就是这种感觉。我无法回去,戳破那个神话,即使我在外面活得是怎样的辛苦。我想,起码给后来者,留一点希望也是好的,倘若我也回去了,毫无疑问,我在众人眼里就是一场悲剧。将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反面教材,读书无用论的案例。
  
  这是该叫做偶像的黄昏?还是悲剧者的诞生?《皇帝的新装》里的那个说真话的孩子,有的时候,也未必是值得赞扬的,姑且不论其下场如何。
  
  当然,你也可以指责我的软弱。这次回家,有时候半夜里蓦然醒来,总感觉自己一不小心就会沦为魏连殳、吕纬甫一样的人物。
  
  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走得太远,没有回去的路了。当我转过身去,发现身后已经没有一条可以回去的路――以这句话与大家共勉。
  
  十、农村的生活
  
  有许多人都说到农村的赌博问题,的确,我们那里也很多,尤其是过年的时候。外出打工的人挣了钱回去之后,就聚在一起赌。赌的很厉害,有的人能把一年在外面挣的钱都输掉。各种赌博的方式都有,甚至妇女老人都参加,从掷骰子,到麻将、牌九、斗地主、炸金花。
  
  说到赌博,就不得不提抓赌问题。我们镇上的派出所,简直就把抓赌当成了一种创收方式。无论是赌多大的(就连五角、一元、两元金额的掷骰子也抓,我老妈有一年冬天就因为掷骰子,而被抓了一次),是在赌的还是在旁边围观的,统统抓进去,然后通知家里拿钱赎人,这简直就是违法,但这么多年来一直是这样。当然,若是有点关系的,打声招呼,就没事,也不敢抓。
  
  农村的假货问题。中秋回家的一次,我在村子的商店买了一瓶可口可乐,竟然是假的。据我回去的同学说,村里的店就连牙膏,洗衣粉都是假的。我父亲说年前我们村一户人家办喜事,用的烟酒都是假的。村上的人现在都懒了,连馒头都懒的自己蒸(我们那里是以面食为主),村里的小店里,啥都有。从馒头到日常用品,肉类瓜果蔬菜,桶装的饮用水,还代冲煤气,代缴电话费。这次回家,听说隔壁有个村,还开了一个超市(对,自选超市,微型家乐福,现代化的在农村的在地化例证)
  
  两个人命不值钱的例子。其一,是我们后面村的一个老人,念过私塾,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会算命测字打卦,懂一点孔孟之书。经常在赶集的时候,去镇子上给人算命,虽然八十多岁了,身体还算硬朗。几年前的时候,有一次在去上集的路上,被一辆摩托车撞了,然后死了。最后,两家私了,肇事者赔偿了1万块钱。回家,我问父亲,怎么才这么少的钱,我爸说"他都八十多岁了,还能活几年?"――生命的价值,是用年龄来衡量的。
  
  去年,在距离我家不远的一个村上,一个女的,年龄是60多岁,去村里的医务所打针。针头还没拔出来,人就死了。这明显属于医疗事故。最后,赔偿了4万5千元私了此事。
  
  试想这两件事,若放到城市,会怎样处理?
  
  农村的生活,似乎仍然处于一种自然的状态。在后现代与中世纪之间夹杂,像一条没有目的的河流,恣肆地奔放,谁都不知道终究要流到哪里,当然,作为农民的他们,也从来不会去关心这些。
  
  十一
  
  多谢各位耐心读者,至于农村的其他诸多一些问题,诸如社会治安,留守儿童等等,我暂且没有去谈,但我想,我已经说的足够多了。原以为,我所说的只是一些最基本的"常识",但就是这样的一份常识,在许多时候都被遮蔽了,或是被改头换面,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包装起来,告诉给国人。
  
  是的,无可否认,无论在学界还是在政府那里,农村问题目前正在得到重视。对此很是欣慰,但这种重视,也是恰恰反映了问题存在的客观事实,以及紧迫性。
  
  仔细看了诸位的回帖,有人认为这是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所必须要经历的一个"阵痛"时期,但我想还需要先深思一下,这样的"阵痛"是否就可以带来一个大家所期望的未来?此外,为什么要让农民来承担这种"阵痛"?难道就因为他们是农民吗?因为生而为农民,就必须要到城市里出卖劳动力?就必须从事卑微的工作,就应该是被侮辱的和被损害的吗?就必须要为现代化作出牺牲?
  
  一代人牺牲了,另一代人接着牺牲?前仆后继地成为路基,成为金字塔的底层?以承托起所有的伟大蓝图和远大理想?
  
  改革开放三十年过去了,改革的合法性早已经通过各种渠道被确立下来,的确,我也承认,改革开放决策的正确性和历史必要性,但是否就应该一味地高唱赞歌,而不去反思这三十年的改革呢?
  
  在农村,我经常会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那些经历过前三十年时期的人在感慨"这个时代变了,社会风气变了,人心也变了,要是在毛主席时代,都要拉出去枪毙。"
  
  我也一直认为,人不是动物,物质上的富裕不可以成为精神上贫瘠的理由。二者之间没有直接可换算性。不要以为让农民吃饱肚子,住上房子,就解决了一切问题了。
  
  有人反驳说,相比较之前吃不上饭的时期,农村现在是很好的了。是的,这无可否认,但我们难道仅从时间层面看问题吗?若是相比较封建社会,奴隶社会的农村,岂不是更应该载歌载舞地欢庆呢?
  
  所有的解决方案,都说将来会好的,等待产业升级,等待国富民强。好吧,等待吧,姑且不论这是否是一个空头承许诺。起码,我爷爷是等不到了,我父亲不知道是否能够等到,我那些仍然生活在那块土地上的兄弟姐妹呢。
  
  他们看不到希望,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希望。
  
  我是农村走出来的,每一次回家,心情都会很悲凉,我不知道,我所看到的家乡是不是就是我儿时的家乡,是不是就是常在我心中挂念着的并有时候魂牵梦绕的家乡。
  
  我承认,写出这些文字,是需要勇气的。因为是在"揭丑",当然,我也可以用另一个笔法,将我的家乡描绘的温柔而甜美,勾勒的诗意而梦幻,有蓝天白云,有原野苍穹。但这无疑于阿Q不敢正视自己头上的癞疮疤一样。
  
  鲁迅先生说,掘心自食,乃知本味,这就是我所见的农村。诚如诸位所言:一声叹息。

作者:落月/2009-02-02          转自 乌有之乡

养老――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养老――压向人民的第四座大山

  继住房、医疗、教育三座大山之后,养老这第四座大山又黑黑压压地砸在了老百姓头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按照国务院要求,正式启动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主要内容就是把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理由一是财政已不堪重负,二是整个社会(不包括官员)向低收入看齐有利于实现分配公平。按照该部门统计,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高于企业2倍,这就意味着,该项改革实施后,全国事业单位3千多万人的养老保险将要缩减三分之二,退休人员每年拿到的养老金将仅仅相当于现在4个月的数额。"实现公平的办法,就是把收入高的拉下来向收入低的看齐",这原本是30年来改革教诬蔑毛��时代的妖魔化描述,没成想,却成为今天铁一般的现实。此前我们一直在讲,如果说私有化改革主要是对蓝领的剥夺,那么殖民化改革将主要是对白领的剥夺。现在这个改革就是对白领的剥夺,这是继股市之后对白领的第二次财富剥夺,如果照此下去,更大的剥夺还在后面。

  这让人不禁想起了港台流行的那句江湖诫语"出来混,总是要还的"。从九十年代瓜分国有企业开始所形成的历史欠账终于要还了。少数权贵瓜分国有企业剥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优惠外资分离出的福利保障甩给了国家,国内民营资本实行血汗工资制度拒绝承担的福利保障也甩给了国家,再加上禁止罢工的法律又剥夺了工人反抗资本的所有手段,由环境资源、福利保障所构成的"底线财富"如同火山爆发般喷涌出来,又如长江大河般滚滚流向西方国家。我们之所以称之为是"底线财富",是因为这是突破人类文明底线形成的财富,是其他任何文明国家都不曾拥有的财富。正因为这是底线财富,无论权贵富豪还是贪官污吏,都不敢将其留在国内,便争先恐后地向国外转移,不仅以个人和公司名义向外转移,买办集团甚至以国家名义向外转移,从而形成了一江财富向西流的悲惨景象。财富滚滚西流的结果,就是在举世瞩目的奢华繁荣之下,国家连发放养老金的钱都没有了。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资料显示,2000年到2006年,我国养老金亏空数额6年增加25倍,"空账"由360多亿元增加到9000多亿元,每年还在以1000多亿的速度增长。

  让中�财政不堪重负的养老金是占GDP比重太大吗?恰恰相反,中�养老金占GDP比重不仅远远低于毛��时代和其他社�主�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远远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甚至远远低于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落后程度乃至于很难找出比中�比重更低的国家。2008年,中�社会保障支出6684亿元,约占财政收入比重11%,约占GDP比重2.2%,这还是在胡��新政连年大幅提高社会保障后的数字。而同期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总费用占国家GDP的比重是:比较低的日本是13.7%,美国16.81%,欧盟27.2%,其中,瑞典、法国和丹麦均高于30%,超过我国十几倍。中�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公共性支出占GDP比重一直徘徊在世界倒数最后几名,与中�争夺倒数第一名的国家全加起来也不过三、五个。

  这就出现了一个让未来历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目前中�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一方面,只要提到民生指标,中�是世界上最穷的国家,甚至连少得如此可怜的一点儿养老金都已亏空,这是在金融危机中许多濒临破产的国家都没有出现的可怕情况。另一方面,提到经济发展,中�又是世界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有史以来唯一经济高速增长30年的国家,是世界上最财大气粗的国家,是世界上最大的债权人,是全世界最大的黄世仁。而最强大的美国反倒是全世界最大的杨白劳。以至于整个西方国家都认为,正是中�白送给美国的财富太多了,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才造成了目前的金融危机。既然是中�养成了美国人大手大脚花钱的不良习惯,中�就要承担相应责任,增加购买美国债券,把更多的财富送往美国。由美国操纵的中�伪自由派更是掀起了一波新的政治浪潮,要求顺从美国的呼声响彻云霄,为美欧等西方国家向中�索取"人�利润"积极创造条件。

  "人�利润"是和"底线财富"相联系的另一个掠夺中�的经济工具。一方面,作为改革教一路人马的买办集团突破人类文明底线攫取巨额财富,比如把罢工自由列为极左罪行加以禁止;另一方面,作为改革教另一路人马的伪自由派,又以禁止罢工违反人�为理由,带领西方国家对中�进行政治讨伐,迫使中�支付巨额财富换取稳定,从而形成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人�利润"。"人�利润"和"底线财富"是造成当今中�经济极度繁荣和民生极度艰难同时并存的直接经济根源。虽然追根溯源,私有制和两极分化才是总的经济根源,但是直接原因却是中�独有的"人�利润"和"底线财富"。正是"人�利润"和"底线财富",把中�经济高速增长的30年,变成了西方国家高消费的30年,最终的结果就是掏空了中�资源,毁掉了中�家园,甚至连数千亿养老金都掏空了。

  此前我们一直在讲,以毁灭环境和耗尽资源,以牺牲国民的工资、福利和健康换取的财富,虽然被西方国家拿走了(包括贪官污吏的腐败财富也流向了西方,已掌握的数字就超过6千亿),但是最终要由中�人民来偿还,要由中�的子孙后代来偿还。目前这个偿还已经开始了,虽然降低养老金的改革算不上什么,用改革教的习惯语言来讲,还在人民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但它却是一个历史标志,它标志着"让少数人发财,由多数人买单"的中�改革模式,正在由"让少数人发财 "为主的阶段,过渡到"由多数人买单"为主的阶段。为破坏的环境买单,为透支的资源买单,为损坏的健康买单,为取消的福利保障买单,为坑蒙拐骗的市场买单,为道德崩溃的人际关系买单,为流氓横行的社会环境买单,等等。总之,无论是大自然赐予的,还是老祖宗留下来的,抑或是我们前辈创造的,或者是子孙后代应该拥有的,都已经被这一代人变现干净,甚至连我们的灵魂都已经变现抵押给了魔鬼。中华民族再也没有可变现的东西了,变现的时代已经结束,偿还的时代正在到来。目前养老金改革的标志性意义就在于此。如果说在"发财阶段"都没有富裕起来的白领,进入"买单阶段"后就更不用再做富裕美梦;如果说在"发财阶段" 就在买单的蓝领,进入"买单阶段"后不仅会被更加牢固地锁定在买单的倒霉命运上,甚至有可能连买单的资格都会被彻底剥夺。

  目前是中�财富变现的高峰期,各种资源变现的财富在全世界到处抛撒,仅投向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美国企业的资金就超过2.5万亿人民币,相当于中�2008年4年的社会保障支出,甚至为了花钱,竟然发起了两年投资4万亿的花钱大跃进运动,在如此惊人的财富变现高峰期都没钱解决中�人自己的养老问题,一旦财富变现的高峰期过去,中�所有的历史欠账将如何偿还?谈到这里许多人仍然会继续前面的疑问:中�到底是有钱还是没钱?为什么中�能拿出相当于5 万亿人民币的资产购买美国国债,去支援美国经济建设,却连本国知识分子1千多亿养老金都感觉不堪重负?为什么能两年投资4万亿让各级官员上项目,却不能拿出1千多亿让知识分子安度晚年?既然投资4万亿是刺激内需,那么解决养老问题是最直接的刺激内需,并且无需转换浪费,可以直接消化掉出口受阻的那部分轻纺产品。的确,这是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无法理解也不曾出现的现象。本来,发展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满足本国人民消费,可中�却出现了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相反现象,舍弃本国人民消费去发展经济。是中�政府不想满足中�人民的生活需要吗?答案肯定是否定的。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中�经济舍弃本国需求而发展呢?

  矛盾的根源就在于猫论。世界独一无二的猫论,造成了世界独一无二的畸形经济。"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政治伦理,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宗旨,把赚钱变成了国家的职能和任务,使中�成为世界历史上唯一的以赚钱为目标的国家。国家以赚钱为目标,必然成为脱离本国人民的�立经济实体,所有投资都要以盈利为目的。如此一来,本国老百姓就倒了血霉,由于国家和老百姓成为利益竞争关系,而老百姓又在国家统治之下,老百姓便成为天然的掠夺对象,必然成为弱势群体,中�的弱势群体就是由此形成的。比较一下中美两国政府应对经济危机的投资计划就会发现,中美两国振兴经济的逻辑是相反的。美国7 千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并不是政府动用本国财政资金进行投资,而是由美国政府出面向世界各国发行国债,让世界各国出钱投资美国经济,继续维持并争取提高美国人民现有生活水平。在此,美国生产目的和生产手段之间的关系,倒确确实实有些类似于社�主�经济的性质。反观中�投资计划则相反,不是通过发展经济满足人民需求,而是通过牺牲人民福利发展经济。这就是为什么宁可花5万亿购买美国国债,也不花1千亿解决本国人民养老的原因。购买美国国债可以带来利息,用于百姓养老没有任何利益。当盈利成为国家投资目标时,结果就只能是像目前这样,可以把钱花在任何国家任何地方,就是不能花在老百姓身上,因为花在老百姓身上不会带来任何盈利。如同家长一旦把盈利作为目标,则无论怎么花也绝不会把钱花在孩子身上,哪怕是赌博一次性输光,也会认为是正当花费。这就是我们一直坚持批判猫论的一个根本原因,猫论已成为中�经济殖民化的自动导航仪,无论采取多少纠偏政策,只要不公开批判这一理论,中�经济就会自动驰入殖民化轨道。胡��新政的民生路线之所以始终得不到落实,中�经济转型之所以始终无法完成,根源就在这里。

  胡��主席提出不折腾的初衷是好的,是想在实践中悄悄完成这一转变。但是目前看来要悄悄完成这一转变十分困难,国外敌对势力和国内买办势力,以及他们所操纵的伪自由派等汉奸势力,都十分清楚猫论是推动中�改旗易帜的最有效理论,是最终推翻共��和解体共和国的最有效武器,是把中华民族在精神上变成一盘散沙的最有效工具。这是一百多年来西方国家好不容易才找到的兵不血刃奴役中�的最好方法,他们是绝不会容许中�摆脱这一历史陷阱的。最近,针对世界左转的历史大潮,针对中央放弃反左口号的政治转型,针对毛主席再次回归祖国大地的根本大势,国内外敌对势力策划动乱扯起的一面新旗帜,就是猫论创始人。这个新的政治动向,表明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改变策略,由以往那种单纯宣扬散发着西方狐臭味的普世价值,转而采取具有中�特色的猫论武器来制造动乱和分裂,最近他们提出的"保护腐败论"就是猫论的具体运用。所谓保护腐败论,是由美国操纵的伪自由派争取现任官员的统战理论。他们告诫现任官员,如果让左派上台,腐败官员将肯定会被清算;如果让右派上台,腐败官员就能避免清算,得到有效保护。所以希望现任官员能够从自身利益出发,和他们一起联手解散共��,解体共和国。当猫论已成为国内外敌对势力制造动乱和分裂的政治旗帜时,作为执政的共��人要维护和巩固其执政地位,就必须果断抛弃把13亿中�人民锁定在道德洼地上的这一实用主义流氓理论。这是落实民生路线,惩治腐败,摆脱殖民经济,避免被折腾的有效方法。

  目前正在进行的养老保险改革再次证明了我们对中�经济的基本判断:官人经济加洋人经济。改革已成为官人和洋人占有和瓜分社会财富的基本手段。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就是再好不过的典型。中�财政供养人员约4千万,其中公务员约一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约3千万。如果从减轻财政负担出发,应该是把包括公务员在内的4千万财政供养人员的养老保险,都降低到企业水平;相反,如果从社会公平出发,则应该把企业人员的养老保险提高到机关和事业单位水平。而目前的改革却是非驴非马,只把3千万事业单位人员的养老保险降低到企业水平,1千万公务员仍然享有高额养老保险。如同以往所有掠夺性改革都能创造出相应的学术明星一样,这次养老保险改革又成就了几个丧尽天良的学术新星,提出了所谓"融冰理论",说什么养老保险改革如同融化冰块,先融化掉3千万事业人员这个大冰块,再融化1千万公务员这个小冰块就容易了。先不说这个融冰理论的逻辑顺序狗屁不通,就其改革目的来说十分明显,就是要好钢用在刀刃上,甩掉3千万事业人员,以便挤出更多财政资金让公务员享有更高的养老保险,又怎么可能融化掉"大冰块"后再去融化"小冰块"呢。

  中�3千万事业人员的主体是知识分子,现在被官员赶下分享改革成果的福利列车,再次反映了中�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历史命运。历史上中�知识分子兔死狗烹的不变命运,根源于他们总是扮演狗腿子的不变角色。当初权贵富豪打着改革的旗号抢劫蓝领时,知识分子齐声叫好,现在报应到了自己头上,知识分子才发现自己连最起码的呼吁能力都已彻底丧失,因为有能力呼吁的那些知识精英,在抢劫过程中不仅抢足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养老保险,甚至连儿子孙子的养老保险都抢足了,不可能去管别人死活――哪怕是同类也毫不在乎。只可怜那些天天威胁孩子不好好学习就要去企业当工人的普通知识分子,到老却是自己落得一个享受企业待遇的最终结局。但愿通过这一番折腾,中�知识分子能够觉悟起来,能够意识到,知识分子的力量在于扎根于民众之中,而不是依附于官员之上。中�知识分子与欧美知识分子不同命运的根本原因就这里。当初毛��让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苦心也在于此。可惜中�知识分子不仅不感谢毛��,反倒被人利用来恶毒地践踏毛��,把教师节定在毛��逝世的第二天9月10日,由于中�人都是头天晚上庆祝节日,这就造成了每年9月9日都要敲锣打鼓的喜庆场面。如此人神共愤的歹毒设计,纵然是民心可侮,也定是天理难容!从那时起,便注定了中�教师冥冥中的悲剧命运:先是精神世界的堕落,所谓"公检法,国地税,人民教师,黑社会 ",就是对教师精神世界堕落的描述;然后是社会地位的堕落,目前遍及全国大部分地区的教师罢课事件,就是教师社会地位堕落的反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一个教师节,就把中�教师送上了灵与肉的赎罪道路,并且至今许多人也不明白,设置教师节本身就是中�知识分子宠物化的标志。虽然有时宠物也能上桌吃饭,但前提是主人饭多吃不了,现在主人的财政紧张了,宠物也就只能重新回到桌子下面吃残渣了。目前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改革还只是多与少之间的矛盾,如果财政继续紧张下去,等待中�知识分子的将很可能是有与无之间的矛盾。

  中�财政规模已超过6万亿,并且仅外汇储备一项就超过13万亿人民币,何来财政紧张一说?这里的财政紧张不是相对于国家财力而言,而是相对于中�官员超越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的高消费而言。中�财政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GDP增长,而用于官员消费的行政费用增长,又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1978年中�财政收入是1132亿元,行政费用开支52亿元,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是4.6%;2008年中�财政收入是61316亿,按照有关专家和"两会代表"提供的数字,目前行政费用开支占财政支出比重大概在百分之二十左右,相当于1.2万亿左右。30年间,中�财政收入增加了54倍,行政费用开支则增加了200多倍,并且在十七大以前,仍然以每年23%的速度递增。中�财政收入增加的绝大部分都被官员消费掉了,无论和本国七十年代纵向比,还是和世界其他国家横向比,财政收入中除了行政费用开支火箭般上升外,其它所有指标,包括国防、医疗、教育、养老、保险等,无一例外地都在下降。全世界所有发达国家行政费用占财政支出的比重,都在向1978年的中�看齐,可见那时的中�不仅在政治文化上是世界的榜样,即便在财政结构上也是世界的榜样。目前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最低的日本是2.38%,因担负世界任务开支最高的美国也不过9.9%,除去比较特殊的美国之外,世界各国行政费用占财政收入比重一般都不会超过 6%,中�已经被胡��新政冻结的比重都高达20%,这就是中�官员能够拥有超越帝王生活的财政基础。如果中�官员的行政费用能够像往常那样没有任何障碍地继续增长下去,也不会拿3千万事业单位的知识分子开刀问斩,关键就在于以胡��为代表的�中央为贯彻新的民生路线,在十七大后强行冻结了行政费用的增加部分,对行政费用开支实行零增长政策。这显然触犯了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但是又不敢直接反抗中央,便采取了"打儿娘就范"的策略,把3千万知识分子退入火坑,通过知识分子闹事逼迫中央放弃零增长政策,以便继续维持官僚帝王般的生活。这才编造出了所谓财政不堪重负的借口。

  其实,全国事业单位养老保险总额也就是1千多亿,原本就不大的数额,再怎么减少也不会对财政负担有实质性影响,醉翁之意不在酒,打儿是为让娘就范,目的就是要给中央一点儿颜色看,这和他们去年制造股灾如出一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中�官员一年吃喝游玩费用就超过9千亿,相当于9年全国事业单位的养老保险总额。改革不在那吃喝玩乐的9千亿上打主意,却偏偏在这1千亿活命钱上打主意,明摆着是在激化矛盾操纵闹事。如同西方国家向中�索取"人�利润 ",台湾向大陆索取"统一利润"一样,中�官僚集团也学会了向中央索取"稳定利润",增加行政费用就是其中一项"稳定利润"。可见,权利被架空又和民众相隔绝的中央政府,要想推行一套民生路线相当艰难。难就难在摆脱了民众制约的官僚集团却对中央政府形成了单向制约,中央政府所有的政策都要经过官僚集团的利益过滤,对官僚集团有利的政策无限放大,对官僚集团不利的政策则坚决抵制和扭曲,中央政府则完全无能为力。表面看起来好像中央政府十分强大,其实全部权利都掌握在官僚集团手中,中央政府没有任何�立权利。

  就拿国家首脑来说,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还是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或者是毛��主席生前,都可以直接任命一个老百姓当部长,全世界唯独目前中�的胡��主席做不到。奥妙就在于当今西方国家的社团民主和舆论自由,与中�纹革时期的群众组织和四大自由,具有相同的政治功能和历史作用,就是对权利集团具有强大的约束作用,这就决定了当今美国和当初中�的官僚集团,只能是对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讨好,形成中央政府和民众两头拥有实权。官僚集团根本不可能像当今中�这样能够对上约束中央,对下��民众,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形成这种状况的根源,我们在其它文章中有详细论述,在此不再赘述,只是简略概括出最核心的一点,这就是:中�官僚集团用西方精英民主的方法,在权利上架空了中央政府;又用妖魔化纹革的方法,在政治上架空了中央政府;把中央政府完全变成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梁上君子,表面看上去很强大,实际上对内对外都十分脆弱。当初建立这种政治体制完全是为老爷子充当太上皇准备的,对上要随意玩弄中央政府,对下要准备��群众,就必须使两头权利虚置,形成官权独大的权利架构,让各类精英享有没有任何约束的民主自由。

  可以说,目前中�叫喊民主自由的各类精英,即便是权利最小的文化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也超越了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自由。当今世界所有国家,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家,绝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精英,能够拥有中�文化精英这样没有限制的自由权利。美国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随便辱骂耶稣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要求清算所谓耶稣罪行的民主;以色列的文化精英不可能拥有宣传犹太人是劣等民族的自由,也不可能拥有可以废除《圣经》的民主;无论是美国精英,以色列精英,还是欧洲精英,都没有侮辱民众信仰、剥夺民众财产乃至摧残民众生命的自由,唯独中�精英拥有这些自由。中�的文化精英可以随意侮辱民众信仰,中�的经济精英可以随意剥夺民众财产,中�的司法精英可以随意摧残民众生命。中�精英所享有的民主自由已经达到了空前绝后为所欲为的极端程度,并且没有任何力量能够约束。如果中央政府进行约束,就是�制暴政;如果百姓进行反抗,就是纹革暴民。左手拿着暴政的大棒对抗中央,右手拿着暴民的大棒打击民众。在世界面前,把中�政府妖魔化为暴政,把中�人民妖魔化为暴民。中�人怎么做都是错,中�人干什么都有罪。就是在文化精英、民主精英、改革精英对中�的妖魔化过程中,中�逐渐沦落为国际社会讨伐的对象,成为西方国家宰杀的对象,成为国内外反�势力折腾的对象,甚至成为国内官僚集团折腾的对象。这不,全国各地教师罢课风波尚未平息,又开始折腾起了3千万知识分子。折腾的结果只有一个,就是中央政府和民众的双输。在中央政府和民众互相折腾的双输中,中�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了西方国家,西方国家再从中拿出一小部分奖赏给中�精英分子,让他们打着民主自由的旗号在中�继续折腾,为西方国家折腾到更多的中�财富。

  所以,现在已到了废除官权体制,还权于民的时候了。只有实行包括每个劳动者在内的大众民主大众自由,才能切除当今世界最大的政治毒瘤――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可以说,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当今人类社会最大的祸患,无论是目前困扰世界的金融危机,还是困扰中�的腐败政治和殖民经济,其主要祸根就是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而克服精英民主和精英自由的唯一选择,就是中�纹革创造的,目前美国已初露萌芽形式的大众民主和大众自由。前面提到的,无论美国欧洲的精英,还是以色列以及所有其他国家的精英,之所以不会自由地辱骂本民族是劣等民族,之所以不会勾结其他国家来民主地决定本国事务,就是大众民主大众自由制约的结果。可以说,如果今天晚上人民群众拥有了民主自由,那么明天早上太阳照耀到的,就肯定会是一个干干净净的中�。所有那些带有殖民色彩的汉奸媒体,肯定会在一个晚上消失得干干净净;所有那些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汉奸学者,也会在一个晚上就完全销声匿迹。中�财富不仅不会再继续流向国外,甚至已经被逃亡官员带走的那近万亿财富也会回流国内。

  中央政府应该坚信这一点,中�人民也应该坚信这一点。主席生前曾反复强调,应该相信群众相信�。而目前中�最大的问题,就是�不敢相信群众,群众也不相信�。这主要是改革教在�和群众之间设置政治防火墙的结果。被防火墙隔绝开来的�和群众,同时失去了原有的强大力量,�没有力量驾驭官僚,群众没有力量监督官僚,双方同时被官僚集团拖着走向与自己利益相反的方向。中�官僚集团为了永远地把�和群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一方面不断加固�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防火墙,让�和人民群众互相猜忌互相敌视;另一方面积极投靠西方国家,走上了买办化和汉奸化的发展道路。如果再不拆除这道防火墙,�和人民群众将同时被拖向死路。拆除这道政治防火墙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实行社�主�大众民主。目前中�已进入了政治体制改革的历史阶段,选择什么样的民主发展道路已是不容回避的迫切问题,既然中央已经宣布绝不选择改旗易帜的资本主义精英民主,就应该选择社�主�大众民主,此外再没有第三种民主模式。人类社会由精英时代向大众时代的过渡,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那些世界强大国家的力量,无一不是来自于向大众民主的过渡。国内外反�势力对纹革的妖魔化,使人们对社�主�大众民主形成了很深的误解和疑虑,总担心人民群众一旦拥有了民主权利,就会把矛头指向中央政府,就会导致社会混乱。各种反动势力就是利用这种担心和疑虑,不断制造人民群众的愤怒,不断激化�和群众之间的矛盾,堵塞中�走社�主�大众民主的道路。目前,中�社会矛盾已接近白热化状态,随时都会爆发出来,如果不加以有效引导,把矛盾释放到国内外反动势力头上,他们就会引导群众把矛盾释放到共��头上。总之,积累起来的矛盾是一定要释放的,避免矛盾爆发的最有效方法就是主动释放矛盾。虽然胡��主席提出了不折腾策略,旨在化解矛盾于无形之中。但是,目前这种"大刀向百姓头上砍去"的改革措施,正在不断地把矛盾推向极端,并且把矛盾推向极端的速度,远远超过�中央民生路线化解矛盾的速度。在这种情况下,胡��新政化解矛盾的努力很难奏效,最后只能通过对民主的选择来解决矛盾。

  是选择大众民主还是选择精英民主,已经历史地摆在了中�共��人和中�人民面前,这是光明与黑暗的选择,是和平与动荡的选择,是统一与分裂的选择,是崛起与毁灭的选择!

  相信中�人民一定会做出让中华民族崛起的正确选择。

  作者:张宏良

死也要死在美国――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

死也要死在美国――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

  同样是中�游客,同样是遭遇车祸,为什么"待遇"相差这么大呢?难道人死,也要挑个地方吗?发出这种感慨的,是一名在泰国受重伤的游客的家人。他是在看到中�游客在美国遭遇重大车祸的报道后,给笔者讲这番话的。

  1月31日,中�游客在美国遭遇重大车祸,7人死亡,十几人受伤。而在此前一个多月,2008年12月26日,在泰国的中�旅游团也发生了一起重大车祸,一死十七伤。美国发生的事故,媒体有详尽的报道,泰国出现的车祸,笔者则做了仔细采访。两起事故有非常相似的地方:都是中�游客死伤不少,都是华人公司做"地陪",都是为了降低成本赶行程,都是平地翻车,司机也都是被怀疑为疲劳驾驶……

  但是,两起事故发生后,各方反应却有着天壤之别。不论是政府部门、新闻媒体还是当事旅游公司。中�游客在美国出事后,上海市领导亲自过问,旅游局专门成立紧急事故小组,并启动紧急预案,中�驻美使领馆也成立事故工作组。而泰国车祸发生后,除了中�驻泰国使馆方面看过伤员,没有其他机构或组织过问此事。当事公司重视程度也不一样,上海组团的旅行社及相关保险公司带着巨款前往美国,而泰国事故中,一家组团的国内旅行社干脆就没派人来,事发至今也没提赔偿的事。

  之所以差别巨大,事故发生地的国情不同是一个原因。美国法规严密,如此重大的交通比较罕见;而泰国管理松散,重大事故屡见不鲜,见怪不怪。因此,美国媒体密切关注,事故成了头条新闻,而泰国媒体只报了简讯,还把江苏旅游团错说成台湾游客。

  在美国遇车祸是不幸的,但却比在泰国的死伤者又幸运得多。在泰国的死者家属只拿到了人民币10多万元的赔偿,另有两名重伤员仍在曼谷的病床上挣扎。无怪乎一名伤者感叹:看来死也要死到美国,而不要死在泰国这样的地方!

  同样的事故,外国人按照各自国情加以解读,说来合乎逻辑。可是,中�人为什么有完全不同的重视程度呢?就拿媒体来说,中�报纸、电视铺天盖地、事无巨细地跟踪在美国发生的车祸,但对泰国的事故却鲜有报道。难道同样是同胞的生命与鲜血,洋人看重了,我们就当大事;洋人漠视了,我们就认为"不值得一提"吗?

  从新闻学的角度,也许可以为上述现象找出更为合理的解释。按照新闻学的经典理论,我们眼里的世界其实是由媒体构造的,媒体提供的信息决定了人们的认知。通过大量突出地报道某个事件,媒体能够强化事件在公众心目中的重要程度。中�游客出事后,美国媒体突出报道,中�媒体紧跟,这就引起了中�民众的广泛关注,引起了政府相关部门高度重视,从而让善后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这一逻辑关系从一个新的角度昭示了一个老问题,那就是美国媒体在为全世界包括中�人设置议程。美国媒体放在头条,事情就显得重要,甚至连中�人的生命也要受美国媒体的左右。这真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生命价值的问题。

  来源:人民网, 作者任建民驻泰国特派记者

  作者:任建民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拉动内需、化解金融危机的一张王牌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拉动内需、化解金融危机的一张王牌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目前中�社会的一个非常严峻的基本问题,但同时也是拉动内需、彻底化解金融危机的一张王牌,它可以使GPD至少增长两个百分点,而且是绿色GDP的增长。

  1.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可以立即解决大学生的生活保障与就业问题

  自从抛弃计划经济对大学生工作的统一分配制度之后,大学生就业就一直是中�社会的一个基本问题。专家认为,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今年中�大学生就业问题更为严峻。

  为什么大学生就业会成为一个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有不少人认为是大学扩招引起的。其实并非如此。西方各国大学并没有像中�一样扩招,可是大学生就业同样也是一个严峻的问题。在澳大利亚,因就业难,法学专业的毕业生开出租车、计算机专业的毕业去端盘子并不少见。可见把大学生就业问题归结为"扩招惹的祸"很难令人接受。

  其实,大学生就业问题是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性造成的。中�目前对大学生的保障,实际上是延续西方社会保障的模式,这就是由大学生自己来寻找工作,政府只是对为寻找工作提供一些免费的支持,例如就业信息、职业培训和一定的生活保障。不过由于资金的缺乏,中�的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因此对大学生的生活和就业保障非常不完善――在整个学习期间到就业前,大学生并不能领取由社会保障体系发放的生活津贴和失业救济金,而只能领取低保,大学生也不能像西方一样,享受全面的医疗保障。这就给大学生学习期间的生活以及就业带来了严重的问题。

  可以预言:如果继续沿袭西方的社会就业及保障模式,至少在未来十年之内,中�大学生的生活与就业问题就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更不可能成为社会财富的源泉。即使在十年之后,中�建立起全面的西方式大学生保障体系,也不能解决问题,西方社会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实际上到现在也是一个基本的社会难题。

  但是如果突破西方社会保障制度的樊篱,让大学生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就业保障,则可以立即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大学生保障及其就业问题。所谓以未来的收入实施自我就业保障(为了理解和叙述的方便,我们称之为大学生就业直通车),也就是:

  a.当学生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和各种职业教育,就马上可以从社会保障体系预支未来的工资(其标准可以参照毕业三年后市场平均工资),一直到毕业、找到工作为止(或毕业之后十二个月);

  b.等学生毕业、找到工作,形成还款能力后,再逐步偿还所预支的工资及其全部利息;

  c.如果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可以豁免;

  d.如果找到工作之后又失去了,可以暂缓偿还,直到找到新的工作、形成还款能力之后再继续偿还。

  实施大学生就业直通车,大学生就业问题将不复存在,因为即使他们找不到工作,也可以预支未来的工资。

  其实中�大学生现在所面临的难题还不仅仅是毕业之后的就业问题,他们在整个学习期间的生活保障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现在绝大多数的大学生没有任何收入,他们在学习期间的生活来源依靠家庭的支撑,也就是用父母的钱(学校所发放的助学金、奖学金象征意义大于实际作用,因为根本不能维持学生的全部生活需要)。这不仅给家庭带来了巨大的负担,也给绝大多数学生带来了巨大的困难,使得他们在学习期间的生活非常艰难。应该承认,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是不容忽略的。

  实施大学生就业直通车,从大学生一入学开始就预支未来的工资,可以从根本上立即改变学生及其家庭收入状况。所以,实施大学生就业直通车,完全符合学生及其家庭的根本利益。

  2.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是一个认识误区

  或许会有人对预支工资给大学生质疑,因为许多大学生毕业之后不一定可以找到工作。现在的大学生就业问题,就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引起的。如果不能找到工作,预支工资也解决不了问题。

  不错,如果大学生在毕业之后找不到工作,则预支工资给大学生非但不能解决问题,还会引起灾难。不过这还得有一个前提,这就是大学生永远找不到工作,而不是暂时找不到工作。可是如果对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问题进行深入分析,可以发现,所谓大学生找不到工作都是暂时的,而不是永远的,除非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

  为什么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不是永远找不到工作,而仅仅是暂时找不到工作?因为人类社会的就业机会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失业也具有可消灭性与不可消灭性两种不同属性。所以,人类社会实际上并不缺少就业机会。任何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可以找到工作。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的现象?原因非常简单:大学生并不仅仅需要一份工作,而是需要一份适合的工作。要找到适合的工作,就需要一个过程,而且这一过程因种种原因而长短不一。

  如果寻找适合工作的过程比较长――人们不能及时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就会产生找不到工作的问题,也就产生了找不到工作的假象。

  所以找不到工作是一个认识误区。从长远来看,任何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不会找不到工作。除非因意外而丧失工作能力(不过这样的现象比例并不会很高,而对于这些不幸的社会成员,社会保障体系不承担全部责任是没有任何道理的)。

  再从实际上来看,当我们对中�大学生的就业情况进行实际考察,可以发现,就业率与时间有着必然的联系:毕业时间越久,就业率也就越高。通常的情况下,在毕业之后十二个月,所有的大学生都会找到工作。但到了次年,新大学生毕业,又会产生类似的问题。所以从实际调查上也可以看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仅仅是暂时的现象,而不是永久性现象。

  由于找不到工作是暂时的,因此预支一定时间的工资给大学生,让他们以未来的收入自我就业保障,是完全可行的――它可以彻底解决大学生找不到暂时工作的问题。

  3.大学生赖帐怎么办?

  那么大学生预支工资之后不偿还怎么办?中�有些学者认为,中�社会目前没有信用体系,因此预支工资和贷款给大学生是不现实的,现在国家助学贷款有很多学生不还贷就是证明。其实这也是一种认识误区。不可否认,中�国家助学贷款目前是出现了一些呆账和坏账现象。但是产生这一呆账和坏账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中�社会没有诚信体系而造成的。虽然中�的某些商家诚信记录非常可怕,不过这并不意味着中�民众就是天生的无赖。瑞士银行的诚信是世界上公认比较好的,可它不也有赖掉二次大战时期犹太人的存款记录吗?美国的花旗银行诚信也是较高的,可是它赖掉中�人存款的事情也不少见。所以担心中�广大民众没有诚信是没有必要的。另外一方面,赖帐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a)没有能力偿还,因此不得不赖帐(中�著名的白毛女故事中其父亲杨白劳的赖帐就是这种性质的赖帐);

  b)具有偿还能力,但是为了牟取非份的利益而赖帐,瑞士银行赖犹太人的帐就是属于这种性质。

  就后者而言,它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1)可以赖掉不应该赖掉帐;

  2)赖帐不至于导致更大的损失。

  如果赖帐会给自己带来更大大损失,则任何人都不会在有能力偿还的情况下赖帐。可见赖帐不赖帐并不是一个诚信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不需要赖帐和能否赖掉帐的问题。

  社会保障体系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则上述赖帐的基础和条件都不存在。

  a)任何社会保障体系都是由一个收费体系和一个付费体系组成的系统,这一系统可以也完全应该覆盖每一个社会成员,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离开社会保障体系,因为任何社会成员都离不开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可以离开社会保障的社会成员也无需社会保障体系的保障。

  b)如果赖帐,大学生的损失会更多更大,因为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从给予他的社会保障金中自动扣除相应的费用来抵债。

  c) 如果大学生赖帐,社会保障体系的追索成本极低。

  尤为重要的是,大学生就业直通车的还款是在有能力的前提下偿还的――大学生是在找到工作之后逐步偿还预支的工资及其它的费用和相关利息,如果发生意外导致工作能力丧失则可以豁免,因此大学生没有必要赖帐。所以预支工资给大学生,不会出现大学生赖帐的情况。

  那么是不是会出现坏账?比如说大学生因意外而丧失工作能力,因此他们所预支的工资就无法收回。不可否认,大学生出现意外导致工作能力的丧失现象会出现,但这种坏账的发生概率非常低,按照联合国伤残人士的统计标准和数据计算,残疾人通常不会超过人口总数的5%,因此学生伤残人士的比例会更低。而社会保障体系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就无需再向大学生提供救济――无需再提高低保、医疗保障等等,这就可以节约大量的费用。社会保障体系所节约的费用远远大于大学生因意外而导致的坏账。

  4.预支工资给大学生是拉动内需的一张王牌

  社会保障体系预支未来的工资给大学生,使他们可以用未来的收入自我就业保障,其意义远远超过发放消费卷和其它刺激民主消费的传统经济学方法,因为它将会导致一次前所未有的社会消费革命――

  a.超前消费。它不是用目前的存款来消费(实际上绝大多数的学生也没有储蓄),而是用未来的收入实施其教育、医疗及就业费用的自我保障――是一种超前消费。任何学生无论是否有储蓄都可以有这种超前消费。

  b.数量巨大。预支工资给大学生所造成的超前消费可以立即大幅度拉动内需、从根本上彻底化解金融危机。目前中�高等院校的学生人数约为三千万(如果再将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计算在内,则数量更为惊人);假设学生毕业三年之后的平均标准工资为两千元(学生可以每月可以预支两千元的工资),则每年至少可以带来七千二百亿人民币的超前消费。如果再加上其它各类职业学校的学生也计算在内,则数量会更为巨大,应该不会低于一万亿人民币。

  c.自然合理。这种超前消费是建立在教育与医疗及就业保障基础上的,是必需的和完全合理的自然消费,不会产生刺激经济不当而引起的风险。

  d.非常平稳。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中�多次出现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投资规模过大高速增长现象,它破坏了国民经济部门间、环节间的平衡和协调。中�政府不得不采取非常强硬的行政手段,清理在建项目、缩短基建战线、压缩基建规模,降低增长速度,使国民经济保持平衡和协调发展。这种现象周而复始,不断出现,造成发展大起大落,经济增长波动幅度大、频率高,带来了不小的经济损失。一些经济学家对这次中�政府在两年之内投入四万亿人民币来刺激内需,同样感到担忧,认为有可能出现造成基本建设投资过大而造成的经济过热,尤其是各地政府的投资额已经接近三十亿万。这种担心并非没有道理。但大学生学费及预支工资所带来的超前消费,尽管数量巨大,却不会造成经济过热,这是刺激经济带动内需增长所难以兼顾的。所以它是一种健康平稳的内需高速增长,不会导致社会整体经济的畸形发展。

  e.年年持续。目前中�政府的四万亿资金投入是未来两年的行为。没有一个经济学家可以断言,这种行为在以后是否还会年年不断地反复出现。以未来的收入自我保障所带来的超前消费却是长期的,只要开始,年年都会重复(其数量或许有所变化,但是不会中断)。因此这种超前消费是永不枯竭的。

  还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就业、教育以及医疗都有了非常可靠的保障,民众的储蓄将不再是"保命钱",这必将使人们从不敢消费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使得他们敢于用储蓄来消费。这种消费至少会占目前储蓄总额的10%到20%,也就是说在两万亿到四万亿人民币之间。这也是非常值得我们关注的数量――它对内需的增长也具有非常巨大的意义。

  所以我们估计,预支工资至少可以使中�经济有两个百分点的增长,而且这种增长是绿色GDP的增长,是可持续的和非常稳定的。

  5.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并不需要政府出资

  社会保障体系要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必须得先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社会保障体系必须得有足够的资金,这种资金必须得超过一万亿人民币。可是中�社会保障体系目前根本没有如此大量的资金,因此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所以,不可能预支工资给大学生。

  其实这种观点也是不合时宜的。虽然目前中�社会保障所面临最大的问题就是资金的短缺,根本不可能拿出数量如此巨大的资金来预支工资给大学生,不过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则社会保障体系就无需再对绝大多数大学生实施无偿救济(只有其中对丧失工作能力的残疾人、永久性贫困者才需要实施无偿救济)。因此社会保障体系可以节约巨大的费用。另一方面,由于大学生是预支工资,这些预支的工资及其利息会全部偿还给社会保障体系。因此社会保障体系可以也应该向金融信贷体系贷款,来化解本身的初始资金短缺困境。而这种贷款是金融信贷体系求之不得的最佳贷款。

  首先,这种贷款数量极其巨大,实施这种贷款,银行的工作量极小。更为重要的是,对金融信贷体系而言,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不存在任何风险――当今世界没有任何机构可以在信用上超过社会保障体系。因此它是最优质贷款。有了这种贷款,金融信贷体系的贷款结构将会得到前所未有的优化。

  第二,目前中�金融信贷体系的资金流动面临着难以突破的困境――至少超过4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没有稳妥的流动出路,这不仅造成巨大浪费,更严重制约着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突破这一困境,尤其是在当前西方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是亟需解决的问题。贷款给社会保障体系,让数千万大学生用未来收入解决当前的暂时性困难,就可以使数十万亿资金突破流动困境。

  可见,社会保障体系预支工资给大学生,使得它可以摆脱西方社会保障体系获得资金的模式束缚――可以通过向金融信贷体系贷款来解决资金问题。而向金融信贷体系贷款实际上也就是一种互助循环保障,在这一模式下,大学生的暂时性困难得到了全面解决,同时社会保障体系本身难以承受的沉重救济负担也可以得到根本化解,金融信贷体系的流动资金困境也可以得到安全突破。

  6.大学生就业问题:中�社会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

  预支工资给大学生必定会受到大学生及其家庭乃至学校、金融信贷机构的欢迎,更可以彻底化解大学生生活保障和就业问题,同时还可以解决中�社会保障建设的资金困难。因此它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益怎样估计都不会过高。中�政府应该紧急抓住这一机遇,尽快开展试点。

  本文系笔者《关于就业、教育及医疗自我保障模式的哲学原理及其实施模式》第十四章的部分内容。

  作者:孔保罗

真假“糖脂宁”之谜


 

真假"糖脂宁"之谜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于2009年1月30日发出了关于立即停用"糖脂宁胶囊"(批号为081101)的紧急通知。卫生部称

1月30日,我部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关于患者服用"糖脂宁胶囊"致死情况的报告。据报,1月17日和19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地区莎车县两名糖尿病患者服用标识为"广西平南制药厂"生产的"糖脂宁胶囊"(批号为081101)后死亡。经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管局核查,广西平南制药厂未生产过批号为081101的"糖脂宁胶囊",致人死亡的药品为假冒产品。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检验所检验,该药品中非法添加了化学物质"格列苯脲"。

那么格列苯脲是什么呢?格列苯脲和三聚氰胺不同,它本身是一种有用的药物,一种可以治疗糖尿病的降糖药,用来使糖尿病患者升高的血糖降低。格列苯脲属于磺脲类降糖药,是通过刺激胰腺β细胞释放胰岛素来降低血糖,因此过量的话会造成血糖过低。高血糖当然不是好事,但是低血糖比高血糖更可怕。因为高血糖固然会造成很多令人痛苦的慢性并发症,以及酮症酸中毒、高渗性昏迷、乳酸酸中毒等急性并发症,但来势都没有低血糖那么凶、那么快。

说得再通俗点,可以这么说,高血糖不会马上死人,但是低血糖的话患者会马上死给你看。这是因为人的神经细胞不象其他组织细胞,它本身没有能源储备,又不能象其他组织那样利用循环中的游离脂肪酸作为能源,脑细胞需要的能量几乎完全直接来自血糖;当血糖降低时,大脑虽然能利用酮体作为替代能源,但酮体的形成需要时间,来不及抵抗急性低血糖时能量缺乏对大脑造成的损害。所以严重的低血糖如果得不到及时纠正,将对脑功能造成不可逆损害,甚至造成死亡。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药品检验所检验发现,死者生前服用的药品每粒含约10.33毫克格列苯脲。格列苯脲成人每日服用不得超过15毫克,否则会引起前面说的低血糖而危及到用药者生命安全。被查获的假"糖脂宁"药品说明书称正常用量为每日9粒,如果患者按照这个说明书服药的话,那么每天实际服用的格列苯脲就达到最高日服用量的6倍。

说起格列苯脲的另外一个名字"优降糖",也许有人会觉得比较熟悉。没错,地球人都知道,著名的中药"消渴丸"中就是添加了这种成分。但是,往中药里面加西药,把西药的作用揽到中药头上,贪天之功为己有,这是与我堂堂中华光辉灿烂的传统道德相悖的。既然假"糖脂宁"里加了格列苯脲,那么你也许不禁要问,真的"糖脂宁"里有没有加呢?看来"有关部门"似乎也想到了这个问题。根据新闻报道,广西省药监局和药检所抽查了"2008年生产所有批次的糖脂宁胶囊","经检测,均未检出格列本脲、格列吡嗪、苯乙双胍及二甲双胍"。

到这里,我就产生了几个疑问,不知道能不能从后续报道中得到解答:

一、造假者为什么要往假"糖脂宁" 里加格列苯脲?我们知道,三聚氰胺奶的制造者是为了造成蛋白含量高的假象,从而以低成本制造出销路好的原料奶或奶粉。但是假"糖脂宁" 里加格列苯脲会产生什么效果呢?就算造假者认为加西药能让人觉得血糖降低了、药品疗效好,那么打响的也是广西平南制药厂的牌子,岂不是为他人做嫁衣吗?除非按我的阴暗推想,造假者没有打算做一锤子买卖,而是希望能凭借格列苯脲产生的降糖效果达到"可持续发展",所以他们很可能不是一般的小商小贩,而是具有相当的生产能力和销售能力的厂家,能保证至少在某一地区销售的"糖脂宁"都是自己的产品而不是广西平南制药厂的真"糖脂宁"(至于如何保证,大家可以发挥中国人的想象力)。否则的话,我觉得加格列苯脲还不如加面粉来得既安全又实惠。

二、除了格列苯脲之外,真假"糖脂宁" 是否还有其他不同?是否有相同之处?造成患者死亡的是格列苯脲还是其他成分?真"糖脂宁"是否安全?期待"有关部门"进一步调查的结果。

三、真"糖脂宁" 的效果如何?因为真"糖脂宁"生产厂家的宣传网站(http://tangzhining.cn/)给我的感觉很"山寨",跟那些牛皮哄哄的大仙很相似,所以我不由产生了这个疑问。要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真正的内分泌专家倒是提出了一个方法:"要想真的 '轰动世界',就不要说'张阿姨''李某某'吃了药后好了,而应该是10000个张阿姨,20000个李某某吃了你的药后,多少人好了,血糖平均下降了多少,并且要和格列本脲PK一下,看到底谁更强"(http://qingfangblog.com/2009/01/31/711/),另外我自己还建议加上患者长期生存率或平均生存时间、并发症发生率、不良事件发生率,希望真"糖脂宁"生产厂家能够考虑。

 
 
 
        致
礼!
     

        jack.ch
        shhyhdz20005@sina.com
          2009-02-07

广东省检察院:老总涉嫌一般犯罪可不拘捕,

广东省检察院:老总涉嫌一般犯罪可不拘捕

2009-01-07 01:23:56 来源: 大洋网-广州日报(广州) 网友评论 7600 点击查看
  •   核心提示:昨日,广东省检察院公布关于帮助企业解困的"十条意见"。要求检察院不准随意冻结企业账号、不准随意查封企业账册、不准堵塞企业流通渠道、不准随意发表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对企业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广州日报1月7日报道 广东省检察院昨天下午对外公布帮助企业解困促进企业发展的"十条意见"。"意见"明确规定,查办企业经营管理者和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案件,检察机关要及时与主管部门或企业领导沟通,慎重选择办案时机,犯罪情节轻微的,酌情暂缓办理。对涉嫌犯罪的企业特别是目前仍在营运的困难企业,要慎用查封、扣押、冻结等措施;对企业法定代表人、生产经营负责人和技术业务骨干,涉嫌一般犯罪的,在确保刑事诉讼顺利进行的前提下,可不采用拘留、逮捕等措施。

  广东省检察院相关负责人表示,此举旨在全力维护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秩序,从根本上保护和促进就业。据悉,"意见"已下发广东省各级检察机关开始执行。

  正确区分探索中失误与渎职

  "意见"说,受国际金融危机持续蔓延影响,当前,广东一些企业生产经营困难或关闭破产,引发劳资纠纷甚至群体性事件,影响正常社会秩序。检察机关要高度重视和依法妥善处理涉及企业特别是广大中小企业的案件。

  查办职务犯罪特别是涉及企业的贪污贿赂犯罪,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慎重对待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新情况新问题,做到"五个正确区分",即正确区分经济纠纷与经济犯罪的界限,正确区分改革探索中的失误与渎职犯罪的界限,正确区分合法收入与贪污、受贿的界限,正确区分资金合理流动与徇私舞弊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的界限,正确区分企业依法融资与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界限,最大限度地维护企业合法权益,努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重点监督纠正"涉企"案件

  "意见"强调,检察机关要依法打击损害企业合法权益、危害企业生产经营的各类刑事犯罪。依法妥善处理由经济纠纷引发的暴力讨债、绑架、哄抢等"民转刑"案件,维护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

  检察机关依法行使侦查活动监督职能,重点监督纠正侦查机关对"涉企"案件违法冻结、查封、扣押款物、违法取证、刑讯逼供、滥用和随意变更强制措施等问题。

  对受理涉及企业举报线索的"六不准"

  1.不准随意冻结企业账号;

  2.不准随意查封企业账册;

  3.不准堵塞企业流通渠道;

  4.不准随意发表影响企业声誉的报道;

  5.不准随意抓走企业技术业务骨干;

  6.不准因执法办案直接影响企业洽谈重大项目和完成生产任务,给企业生产经营活动造成负面影响。 (本文来源:大洋网-广州日报 作者:刘旦 詹高尔 朱香山 尹君) 李蔚

1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周其仁 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作者:news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记者:马国川  来源:经济观察报 2009年1月19日 星期一
  从完达山到北京
  经济观察报:你早年在黑龙江下乡十年,对于底层社会有切身的了解,这对你后来的经济学研究有什么影响?
  周其仁:我是1968年从上海到黑龙江上山下乡的。那时黑龙江的国营农场由军队管理,叫生产建设兵团。去了先在农业连队劳动,后来被分到完达山里狩猎八年,到1978年邓小平决定恢复高考才考到了北京。十年下乡,使我有机会对中国农村的真实状况有了直接的观察和体验。如果说这对我后来研究经济有什么影响,我想最主要的就是脑子里有很多挥之不去的问题。
  在完达山狩猎的年月,深山老林里就是我和师父两人,差不多样样自给自足。我们住的茅舍是自己盖的,吃的食物不是从山上打来的,就是小菜园子里种出来的。我的师父可能干了,懂得各种野生动物的活动规律,在野外就是倾盆大雨之下也有本事点出一堆火来,他甚至还能自制洗衣用的“肥皂”和猎枪子弹!可师父的生活实在很穷,每件衣服都是补丁,至于山里人民公社的农民家庭,那就更是一贫如洗。比起我远在上海的父母,师父和农民们的本领显然更为高强——我的父母只懂一点专业,从来不会自制肥皂——可若论收入水平来,样样都会干的师父比只懂一点点的父母要穷多了。这到底是为什么?当时的说法,那是因为城乡差别。可是,为什么城乡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我得不到现成的答案。
  经济观察报:你在上山下乡期间读了些什么书?这些书对你的疑问是否有所帮助?
  周其仁:记得到乡下后不久,父亲就开始不断从上海给我邮寄书刊。那时还是文革时代,就是“新中国”的出版物,绝大多数也成为非法,市面上的书少得可怜,可读的就更少了。没办法,家父就把一部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寄到了完达山。那本书很旧了,纸发黄,还是竖排本。翻译用的中文,与时下流行的中文又有很多不同。论经验基础,这本巨著讨论的是西方工业化发达的经济,开门见山第一句话讲到“庞大的商品堆积”——可在我生活的那个地方,方圆几十里全是寂静的山林,离我们最近的一家小杂货店也要在四十公里以外,而里面的商品也很少。我不过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应该读不了《资本论》的。可是很奇怪,还是把这部书读了下来。我想马克思本人不会想到,他的著作会在100多年后被一个远离现代工业文明、在深山打猎的中国青年阅读,并为这个年轻人开启了接触西方思想文化的一丝门缝,带来了一个不同的参照系,使这个中国青年开始朦胧地打量自己所处的时代与社会。
  我还读了斯密的《国富论》,那也是郭大力和王亚南翻译的。记得是1973年,家父从上海买到后邮寄到我那个没有电灯的山中窝棚。翻开来,卷首是批判性说明,可以不加理会的。也许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开山之作,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之一,当局再“左”也不好意思禁止吧?读下去,我被这本书吸引,慢慢就知道,“分工水平”才是理解经济现象包括富裕程度差别的一个关键。
  经济观察报:下乡十年,当地的农村有什么变化吗?
  周其仁:总有一些吧。不过很多所谓的“变化”,就是“张书记开沟李书记埋”那一套,很热闹,更辛苦,可是财富并没有增加多少。知青下乡最大的贡献,我看还是改善了当地教育。因为相对来说,城市下乡知青的文化程度总还是高一点,知青当了农村中小学的老师,培养教育了当地的孩子,后来出了不少人才,带头走向外面的世界,这是知青带给当地最大的变化吧。
  经济观察报:在满清时期,东北地区是流放犯人的地方。后人写的《东北流人史》说,流人对当地的最大贡献就是提高了当地的文化水平。
  周其仁:知青又何尝不是“流人”?在知青之外,还有其他历次运动中的“戴罪之人”,对当地的提升知识文化的帮助也很大。1977年我准备参加高考的时候,因为自己没上过高中,要自学补习。很幸运,那时我已经到了农场场部工作,遇到一个下放的右派,是水利工程师,他利用晚上教我高中数学,至今我还记得他是怎么给我讲“log函数”的情形。
  经济观察报:1977年邓小平决策恢复高考,第二年你考入大学,算是脱离了底层社会的生活。
  周其仁:遥想1978年早春时节,我站在北大荒农场的一只高音喇叭下面,一边听着恢复高考的消息,一边盘算着如何填写志愿。本来不用任何犹豫,心目中最好的学校就是北大,而我对于只凭考试成绩、不论其他的竞争是向来不怕的。无奈1977年黑龙江省的“土政策” 规定,除了1966年的老高三学生,其他凡超过25岁的一律不得报考。那一年我已经28岁了,北京大学要不要我这样岁数大的学生呢?远在千里之外,我觉得毫无把握。思虑再三,只好放弃填写北大,最后按第一志愿被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录取。
  经济观察报:那时大学的气氛很活跃。
  周其仁:1978年10月后的北京,是中国伟大变革的漩涡中心。大学的气氛非常活跃,许多同学都有过丰富的社会阅历,大家刻苦读书,又不拘泥于书本知识。我常到其他学校去旁听课程和讲座,结识了不少校外朋友。在一个聚会上,我们听到了安徽农村包产到户的消息。那是亲到现场调查的人带回的第一手报告:大旱天气增加的饥荒威胁,逼得农民悄悄把集体土地分到了户;结果,粮食大幅增产,但“包产到户”却不合法,所以农民只好秘密进行。这个故事让我们兴奋,原来农村也存在迅速改变的路径!令人困惑的是:为什么被实践证明可以促进生产、解决农民温饱的生产方式,却得不到“ 上层建筑”的合法承认呢?
  当时,北京城里争论激烈。反对者责问包产到户的“方向”,支持者辩说包产到户大幅度提高了产量。我和《未定稿》的编辑王小强合作,写了一篇文章论证包产到户。该文起于一股不平之气:为什么增加产量的一定就违背“方向”了呢?文章写出来后,没有地方可以发表。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耕今先生把我们的文章推荐给1980年全国农业经济学会年会。记得会上一位什么权威专门找到北京农科院院长的秘书赵晓冬,质问这两个人是不是共产党员,赵答:不是。权威说,你总是共产党员吧,可不能理这两个家伙!
  经济观察报:真是够刺激的。
  周其仁:也许是下乡十年的经历,对农村的实际生活有直接的观察与体验,所以那些教条化的理论,一概不能吸引我们的兴趣。当时,类似我这种情况的老三届学生不少。气味相投的,就聚到一起读喜欢读的书,讨论喜欢讨论的问题。后来,我们自发组织了一个业余读书小组,大家关心学问,也关心时事,聚在一起度过了许多难忘的时光。
  很巧,当时人大经济系的资料室有位老师叫白若冰,没有上过大学,但对理论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也参加我们同学的读书活动。白若冰的父亲跟杜润生是战友,他去看杜润生的时候转述了我们读书会上争来吵去的一些话题。杜老当时官居国家农委常务副主任,竟然也对我们的议论有兴趣,把我们这些“毛孩子”约去交谈,听我们那些意气风发而又难免书生气的见解。1981年的早春,以部分北京在校大学生为主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立志研究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由于全部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其中有几位本人就是农民出身,大家志同道合、心甘情愿地重新走进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发展组”得到了当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两个研究机构的领导人邓力群和杜润生的支持。杜老在会上说:“农民不富,中国不会富;农民受苦,中国就受苦;农业还是落后的自然经济,中国就不会有现代化”——他是为了这么一桩伟大事业后继有人,才支持我们青年人自发汇聚起来的。杜老还要大家记住他的话:“开头不易,坚持难,坚持到底更难。”这是多少年后我们都忘不了的。
  走上农村调查之路
  经济观察报:“发展组”成立的时候,农村正涌动着改革大潮。
  周其仁:“发展组”成立后不久,国家农委开具介绍信,还给了一点调查经费,我们就利用暑假到安徽滁县地区做农村调查。这个地方是1977年后全国又一轮包产到户的发源地之一。我们跑遍了定远、凤阳、嘉山等地的农村,详细调查包产到户的起因、做法、效果和面临的新问题。当地干部和农民向我们介绍这一改革的艰难历程,回顾历史上自发的包产到户怎样成为他们的“救命田”,要求包产到户长期化、合法化。现实告诉我们,一场深入的农村改革势不可挡。调查结束,“发展组”撰写的研究报告,得到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赞赏。他批了一大段话,说这个报告对包产到户后的农村问题讲得一清二楚。后来还听到传达,他在中央会议上专门谈到,中央的经济决策必须以系统的调查研究为基础,要求各中央国家机关从有过下乡经历、又考入大学的年轻人中,抽选一大批来做调查工作。因为这个讲话,1982年的夏秋之际,“发展组”就成建制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我们尚未正式毕业就已经被“分配”了。
  经济观察报:也就是说,你们就成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人员。
  周其仁:是的,正式毕业后,我们进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农业经济研究所。从此,农村改革发展的调查研究就成为我们的工作。“发展组”在建制上是农经所的一个研究室,但研究调查工作由杜老的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直接领导。1985年,“发展组”的部分成员组建了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隶属国家体改委,留下的研究骨干继续研究农村问题,到1986年正式组建了“发展研究所”,直属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这两个机构是一套人马,主任都是杜润生。所以,我们从大学毕业前开始,就一直在杜润生指导下工作。杜老拥有厚实的农村、农民和多方面的科学知识,一辈子注重调查研究,对新情况、新问题永远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他思想开放、待人宽厚,尤其对年轻后生,从来就是循循善诱。正是这些合金般的品格组合,使杜老拥有无与伦比的感召力和协调力。他从不在乎年轻年老,不在乎级别高低,不在乎身份来历,只要有好的观察、独到的想法,他就愿意听、愿意与你讨论。正是杜老的坚持,一批年轻人才被吸收到中央农村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来。
  经济观察报:那也是你们离政治最近的一段时光。
  周其仁:我是一个非党人士,不懂政治,很喜欢舒尔茨的一句格言,“关心时势,不热衷于政治”。不过机缘巧合,在杜老领导下参加了80年代五个中央农村“一号文件”起草的全过程。有一年文件搞出来以后,通过了相关程序,杜老精心修订文字,最后指派我和另外一位年轻人到国务院印刷厂担任最后的校订。平时很调皮的我们,也知道责任重大,工作很仔细。等到文件付印,我突然想到,这份党内文件印出来后我应该是不可以过目的!真的感谢那个时代,农民、基层和地方的改革创新源源不断,而执政党决策层由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主导,主政者思想开放、求知若渴,力求在可靠的经验基础上决定经济政策。我们这些年轻人生逢其时,在村庄田野和中南海之间来来回回,调查、访问、整理、汇报,不经意之间就走进了一个书本上没有的学问天地。
  经济观察报:从农发组到发展所,都同中国政策的决策系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调研报告可以直接送到中央领导人的办公桌上。为什么当时的一些决策者这么看重一个主要由年轻人组成的研究机构呢?
  周其仁:我理解首先是因为分权改革的需要。大家知道,在改革开放以前,中国是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体制。毛泽东去世以后,这种模式难以为继,开始了分权化改革的新历程。分权化改革要求决策者的眼睛向下,了解分散于各地实践的真实信息。但是,分权改革也使掌握真实情况变得越来越困难。八十年代中期后的北京和各个省城,形势讨论会层出不穷,就是因为改革推进之后,怎样准确估量形势变化成为正确决策的关键。在那个背景下,需要从不同的角度提供信息和判断。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可以说,分权改革开发出了一个决策信息的“市场”,发展组/发展所的年轻人生逢其时,提供了一点农村社会真实情况,也提供了一点自己的分析和判断,创出了一小块招牌。
  经济观察报:所以在八十年代,发展组/发展所很有知名度,而且颇有些神秘色彩。
  周其仁:知名度不是炒出来的。一方面,这个研究团体在农村调查这一件事上坚持了近十年,另一方面也主要是借光于那个伟大的改革年代。因为八十年代中国农村的改革有声有色,才使发展组/发展所的文章越做越气派。另外,我刚才也讲到,分权化改革战略本身要求有一个独特的信息和分析的市场。可能是刚刚开始的缘故,决策研究还不是那么普遍的,所以就有点你说的“神秘色彩”吧。
  中国走出一条新路
  经济观察报:从大学期间你就开始参加农村改革调查,前后持续了近十年。通过农村改革调查,你对中国农村改革有哪些认识?
  周其仁:那时的农村调查,是直接为中央制定农村政策服务的,所以除了农民和基层组织的经济行为,国家行为也进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观察和参与给我最基本的概念是,农村包产到户改革是自下而上搞起来的。早在“上层”采取任何政策行动之前,分户承包集体土地的改革早就在农村底层开始出现了。我们现在知道最早的包产到户,发生在1956年下半年的浙江永嘉县,当时也得到了县委领导的支持。但是,高层不能接受,结果是县委书记李云河被革职,遣返老家务农长达21年之久!1959-1961年间,包产到户出现在“大饥荒”最严重的所有省份,其中仅安徽一地就蔓延到了全省 40%的生产队,安徽农民把责任田称为“救命田”。所以,包产到户是被逼出来的。搞来搞去种田的农民连饭也吃不饱,那还不要改革?前几天原来农口的老人纪念改革30年,曾在广东省负责农村工作的杜瑞芝,人称“小杜主任”,讲了一句很好的话,“农村改革的第一动力是农民的肚子”——饿得不行被逼着要改革。
  经济观察报:既然农村改革在1978年以前已经数度出现,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从1978年开始的呢?
  周其仁:农民自发的改革要有合法承认。因为包产到户在本质上是一个合约,农民和生产队约定,农民负有什么样的义务,集体给农民什么样的权利,农民及其集体又对国家有什么权利和义务。这个过程就是重新界定权利,即重新确定了一套行为的规范,各方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既然是合约,就有一个时效性问题,大家关心承包合约能不能长久,如果自发的改革得不到合法化的承认,那只不过是一种“权宜之计”,动不动又变了,农民就不会有长期稳定的预期。
  经济观察报:但是,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农业文件中,仍然明令禁止实行包产到户啊。
  周其仁:是的,那里还有“不准包产到户”的字样,但作为一个执政党的指导思想路线,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有了根本的变化,开始纠正错误的思想路线,重新强调实事求是。在这条思想路线下,人们可以想,过去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讲到底都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求的手段,绝不能倒过来,为手段而手段。前人写在本本上的东西、苏联做过的事情,不能变成教条。被实践证明是选错了的,要改过来。任何体制和政策,不管讲起来多么头头是道,效果不好就要调整和改变。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最重要的思想基础。
  从农村看,包产到户在几年内席卷了全国,一步一步得到了合法承认。其实,邓小平早在1962年就讲过,包产到户能多打粮,现在不合法,就让它合法起来。但1962年还没有这个政治条件,非要到了1978年后才行。回头看,这个合法承认过程也很有讲究。先是自发试验、由地方肯定。比如万里在安徽肯定包产到户,赵紫阳在四川肯定责任制,周惠在内蒙肯定两定一奖制,等等。至于那些不愿意承认包产到户的地方,中央也不强制,由他们去比较。等到很多地方都承认了包产到户以后,中央才开始承认。中央的承认开始也是一种局部承认,说哪些地区、在哪些条件下才可以包产到户。等到大多数地方的农民都选择家庭联产承包,中央文件才给予全面的承认。后来,更把政策承认升格为立法行动,全国人大通过了《农地承包法》。
  经济观察报:你的意思是,包产到户开始是农民的选择,得到地方和中央的事后承认?
  周其仁:正是。记得有一次向万里同志汇报,万里就讲我们就是奉行“事后承认主义”。农民和地方做得对的,就用国家的权威性给予合法性认定。包产到户从一年不变延长成三年不变,后来是十年不变、三十年不变,最后说长期不变就是永远不变。这个过程创造了产权改革的一个全新的经验。因为全盘公有制以后,究竟怎样重新界定农民私人的权利,是一个全人类都没有经历过的难题。
  经济观察报: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摸着石头过河。
  周其仁:中国找到了这么一个办法。土地还是属于集体所有的,但把土地的使用权、种植权、收益权,最后连转让权都一起承包给了农民。这就走出一条路,在法理和意识形态严格禁止私人合法拥有生产资料的环境里,经由一个承包合约,重新界定出农户对土地的权利。科斯在 1959年说,清楚界定的权利才是市场交易的关键前提。这听起来不难理解:要是一个东西不是你的,你怎么能拿出去卖呢?但是我想对科斯说,中国的经验表明,合约的过程同时就是界定权利的过程,两个过程是一回事。否则,“清楚的权利界定”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说,农民和基层自发的产权界定,加上地方和中央给予的合法化承认,共同成就了产权的重新界定。这个经验非常有意义,我甚至认为对整个人类都有意义,因为将来再走错路也不怕。担保不了哪天又有人要胡闹,再误入“一大二公”的死胡同,那至少还有一个办法可以走出来,预备下了一副可用的解药。
  经济观察报:你多年来的研究重心就是公有制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产权理论的?
  周其仁:经济学家喜欢说,没有选择,就没有经济问题。可是,当我开始对经济发生兴趣的时候,可观察到的经济制度似乎没有任何自由选择可言。在中央计划公有制的体制下,生产和投资由政府指令控制,人们不能自由择业,生产要素不能自主流动和重组;至于生产组织形式的选择,更事关“方向和道路”,普通人不得问津。在那套体制下,有什么选择可言呢?
  但是,在黑龙江下乡时,我观察到的,却说明看似不容自由选择的体制之下,人们还是顽强地在进行选择。那个现象,就是同一个农民在“公家地”与在 “自留地”里的劳作态度判若两人——那可是同样的天气、同样的土地和同样的劳动力——劳动者在选择努力的投放程度。这是我学到的经济行为的第一课。当时我还没有可能问:在一切资产都归公的制度下,本来是由“公家”决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和怎样生产,可是,为什么私人仍然在事实上决定着向公有生产体系提供多少劳动、努力和辛苦?那些不合法的、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权利”,究竟是怎样在法律上一切归公的经济里扎根的呢?
  问题还没有清楚地提出来,公有制经济就开始了改革。农村的包产到户之后,城市国有企业出现了松绑、扩大自主权、承包以及改制,私人企业开始以“ 个体户”的名目重新出现,“外资”则在沿海地带登堂入室。几十年前被国家权力消灭了的私人产权,重新出现并生气勃勃地成长。为此,中国数度修订了宪法,以便与新的产权结构相适应。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在清一色的全盘公有制的内部,怎么就产生出改革公有体制的力量来?
  经济观察报:那么,私产权利究竟是怎样从国家维护的公产制里产生出来的?
  周其仁:计划公有制从法权上铲除了私产,主流意识形态几十年一贯地坚持“斗私”。可是,恰恰就在这样硬的约束条件下,产权改革还是在中国发生了,私产还是得以重建。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要认知这一点,思想和学术的开放有重要意义。1979年,我在旁听北京大学厉以宁教授组织的外国经济学说讲座时,第一次知道舒尔茨传统农业转变的理论,并以自己下乡的经验加以衡量与验证。后来,大约是1986年,我从当时四通公司发展部的朋友那里得到了他们私自影印的张五常的两本小书,通过他的中文转述,知道了科斯、阿尔钦等现代产权经济学家提出的问题与基本概念。根据我对这门理论的理解,“产权”并不像许多赞成或反对产权理论的人自以为的那样,是从人性为私的假设里自动推导出来的。产权是在竞争环境里对谋取自我利益的个人实施的一套制度性约束,而不同的产权约束对一个经济的整体交易费用水平有重要的影响。
  当时,我对“交易费用”概念的感受不深,但对“产权界定”从看到的第一眼起就受到很大的思想冲击,因为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把多年来我自己观察和感受到的中国农村经验讲清楚了。为什么“自留地”?为什么“包产到户”?无非都是产权界定的中国称谓,内容是一致的,就是通过产权约束的变化改变了人们从事经济活动的激励。这个理论简单,远离教条主义,因为它在方法论上特别强调对约束条件的仔细观察和调查。
  经济观察报:1986年你和戴小京合作执笔完成的研究报告《农民、市场与制度创新》,着眼点是什么?
  周其仁:那个研究报告记录了我们对农村产权改革的认识。该报告首先提出,农户的土地经营权需要有相应的“法律表现”,如果“所有制的革新变化得不到相应的法律肯定,倒退也就难以制止”。同时,根据从包产到户推进到统购统销体制全盘改革的实践,这个报告还认为,农民家庭土地经营权的重建,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转体制变得不适应,因而需要根本的全盘变革。
  1987年,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德姆塞茨教授的学生肖耿到发展研究所访问,我请他尽可能多带一些产权与交易费用的原版文献来。此后两三年,我们阅读肖耿带来的、以及我们能寻觅到的科斯、阿尔钦、德姆塞茨、诺斯和巴泽尔等人的作品。至今我还是分外怀念那时的生活方式:背上一书兜文献到农村调查,在观察、访问、座谈、收集资料之余,就是阅读和讨论。车马途中,则是思想神游的大好时光。当时我不能读英文,几位同事就翻成中文为我当“拐棍”。1990年秋,经GareJohnson教授的推荐,我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做访问学者。
  经济观察报:做访问学者期间,你主要关心的是什么问题?
  周其仁:差不多还是自己在国内关注的那些问题。在芝大的一年,除了修一门本科级微观经济学和旁听了贝克教授给研究生上的入门课,我主要就是在图书馆内阅读。那时崔之元在芝大的政治学系,他很博学,我开玩笑管他叫“图书馆动物”,因为他熟悉芝大图书馆里任何一个角落的图书和刊物。之元给我很大的帮助,几乎每天都把有意思的读物介绍给我。不过对我影响大的,还是从传统农业转变理论基础上搞起来的人力资本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收获是接触了巴泽尔(YoramBarzel)的工作,特别是他在1977年发表的关于美国奴隶制的经济分析。为什么美国南部和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社会中偶尔也有奴隶通过赎买而使自己变成自由民呢?巴泽尔的回答是:奴隶主行使其法律所有权的费用基于一个重要事实——奴隶的生产价值讲到底是由奴隶本人控制的。为了减轻这种费用,一些奴隶主就利用定额制来刺激奴隶劳动并降低奴隶主的监督费用,使一些能干的奴隶终于积累起足以赎身的钱财。巴泽尔的这项研究靠近我的问题:私产何以在排他性极强的全盘公有制里诞生?但是即便是在奴隶制下,奴隶人力的“私产”,也是在没有遇到国家强制力反对的条件下发生的。
  经济观察报:做访问学者之后,你又进入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研究生项目,后来获得博士学位。这期间研读最重要的收获是什么?
  周其仁:一个收获是,我认识到经济增长的一种基本要素——人力资源连同它的各种表现——是天生附着在个人身上的资产。个人在实际上控制着人力资产的发挥和生产性供给,这在任何经济制度下都是一样的。所谓市场经济,就是法律正式承认私产、特别是私产的转让权利的制度。这决定了人力资源在不同经济制度下得到不同的利用和发挥。我以为这是一个理论支点,有助于解释公有制下人们的行为,有助于解释公有制的改革,更重要的是,有助于解释在国家强制性剥夺和消灭私产制之后,私产为什么还能够得以重建。
  怎么理解自留地和包产到户?为什么把地划给农民,他们的积极性才发挥了出来?很简单,因为农民身上的人力资产只有他们本人才能完全开动,他要不想好好干,任谁拿他也没办法。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改革,最后还是要把私人产权请回来?因为最重要人力资产总在人身上,努力、积极、责任、创造、学习等等,天然归个人控制。法律可以不承认私人产权,但那样的话,一个社会的人力资本就不能充分发挥,全社会都受损。
  经济观察报:你的求学也是由“问题主导”的?
  周其仁:早就知道,自己当不成象牙塔里的学问人。也许这是经历决定的,因为我们这一辈人,先深入了社会,有了很多观察和思考,然后才有机会接受科学训练。这样,很自然就格外关心真实世界里的问题,倾向于到书本知识以外的世界里求解。所以我对在想象的约束下表现高超智力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虽然那差不多是美国当代经济学的主流。中国文化传统也有一点影响,比如“行万里路、破万卷书”。经济学是经验科学,观察是基础的基础。对世事知道不多,观察很少,怎么可以成事?当然从演化的角度看,也许这样“问题主导”的求学方式有利于我这样的人避短扬长吧。
  重新“接地气”
  经济观察报:1996年你受邀回国到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去国五六年,中国发生了许多变化,你是不是感到有些隔膜?
  周其仁:隔膜还谈不上,1993年后为了毕业论文,我也数次回国实地调查。但毕竟“离土”已经六年,自己的 “实感”被岁月磨去不少,希望有机会补补课,接一点“地气”。好在回国不久,机会很快就来了。杜润生先生要我到山西参加一项从黄河引水到太原的大型工程的研究工作。水工,历来是中国经济史上的一个重点,多年之前我就有过兴趣。在当代,水成为“国家的公共资源”,产权界定的模糊无从发挥价格机制的作用,结果是到处喊“水资源危机”,同时到处浪费水资源。显然,这是一个不应该放过的题材。1996年秋,我就和宋国青教授带了几位学生,直奔黄土高原而去。
  经济观察报:这项研究进行了多长时间?有什么收获?
  周其仁:差不多持续了三年多。因为有约定,至今我们还没有公开发表过一个字的报告。但是借着这项研究,我们对水权、水价、水市场、“国家工程”的决策与执行、以及国家工程的建设体制,对竞争、垄断(包括所谓自然垄断)等等问题,都有了一个比较透彻的理解。
  这里得到的认识是可以举一反三的。譬如1998年以后我开始着手研究电信问题,最早的“感觉”就是与“自然垄断”有关的。基础电信网络似乎与大的供水系统一样,只能有一个网路才能保持技术上的“最优”。所以不少人认为,最顺理成章的体制,就是这类产业由政府独家专营。但是我们在山西供水工程的调查研究中,恰恰对所谓“自然垄断”带来的巨大成本有极深的感受。这提醒我们,理论上“最优的”制度安排,本身并不是没有代价的。问题是,黑板经济学家对真实的成本或代价所知甚少,所以他们推导出来的“最优”,一旦加入真实的成本之后,究竟还有多优,往往是个大问题。正确的思维,是对不同制度安排的不同费用进行比较:允许独家垄断有代价,打破独家、引入数家竞争也有代价,关键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三网合一、数网竞争》就是这样写出来的。事先不知道的是,中国为了进入WTO,正酝酿电信业的又一波开放。因为写了一系列电信问题的评论文章,结果我就成了“电信问题专家”。
  经济观察报:网络产业经济问题和“水工”问题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
  周其仁:其实,无论农村问题、水工问题还是电信问题,对我来说,区别只在于经济行为的技术约束和制度约束有所不同。至于人的经济行为本身,基本逻辑是一致的,所以通用的经济学就可以了,本不再需要什么特别的“专家”才能够加以解释的。刚才讲到,在电信开放的论战中,我对网络产业经济问题的认识其实来自于“水工”。后来放胆去“碰”教育、邮政、股市、医疗等话题,分析的基本线索都是一样的,只是各业的具体约束不同,“碰”起来多彩多姿,各有各的意思。
  经济观察报:在“水工”之外,你还走进企业,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此前你似乎一直关注农业问题,好像对企业研究用力不多。
  周其仁(笑):这是一种误解吧。对公司研究的兴趣可算由来已久。你刚才提到的那篇研究报告,就是1980年代农村调查研究的一个理论小结,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数亿中国农民卷入城市化、工业化的进程,在组织上不能只靠基于血缘关系的家庭,更不能靠基于行政命令和强制力的国有组织,而要靠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
  经济观察报:作为西方文明的一个主要体现,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文化非常发达,但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没有公司,有的只是工厂。
  周其仁:计划制下的工厂并非基于市场契约的公司,而是行政结构的一个附属部分。即使回到计划体制建立之前,我国传统的组织文明也存在一个缺陷,那就是行政等级维系的国家组织比较发达,靠血缘亲情维系的组织也比较发达,惟独基于自由契约的市场组织远不够发达。所以,中国的现代化——特别是把数亿农民卷进来的工业化与城市化——不但要面对计划体制的组织遗产,而且要面对传统历史的组织遗产。最重要的,是发展基于契约的市场组织。有了这个认识,我对“公司”的兴趣就经久不衰。在美留学期间,我对科斯的企业理论下过功夫,为回国以后开展的企业调查做了一些“家庭功课 ”。大约从1996年起,我就陆续获得进入中国企业调查的机会,包括济南的小鸭洗衣机厂、上海几家纺织系统的公司。我还“混”入联办投资管理公司,和那里的同事搭伴调查公司,前后参与了近20家公司的融资和改制的调查研究。
  经济观察报:国有企业改革一直是改革的焦点。你对企业进行调查研究,发现了哪些问题?在哪些方面促进了你对产权问题的思考?
  周其仁:我看到,传统国企有两个问题要解决:一个就是从来不承认“公产”要以公民的私产为基础。另外一个,就是通过行政命令、而不是靠自愿的契约把各种要素组织起来的。问题是,离开了在清楚的私产基础上发展的市场合约,难以支持分工水平的不断提高。在全盘公有化时代,财产的惟一主人是抽象的“全民”,而不是任何一个活生生的自然人,因为任何私人都不得合法拥有生产性资料的财产权利。公有企业的这种性质,决定了大量资源处于“公共领域”之中,刺激了形形色色的私人攫取行为,却无从充分动员保卫公有资产的力量。
  经济观察报:2004年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对几家内地公司提出的质疑,在网民和媒体的持续关注下,最终上升到对整个中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争论。你也参与了和郎咸平的争论。
  周其仁:产权改革并不是哪一个好事之徒策划出来的。如果传统国企有竞争力,谁想改也改不动的;如果其他的办法可以解决问题,“产权改革”根本就提不上日程。我对很多无谓的争论没有兴趣,因为常常只有热闹、却没有认识上的进步。但是,当有的舆论从指控个别公司改制侵吞国资,升级为“所有产权改革都在侵吞国有资产”,甚至声称不但要“结束‘国退民进’的产权改革”,而且要“改变国家政策的方向”,把中国变成“大政府主义的国家”,我觉得就不能不站出来回应。自从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到东北国营农场上山下乡以后,我对那种名义上是全民的财产,但实际上人们连对眼看发生的浪费和挥霍都无能为力的体制,早就有了实际的体验。那样的体制不改,中国经济怎么会有希望?
  在国企的改制过程中,确有外部投资人、企业经营者与国资的管理官员利用权钱交易侵吞国有或者集体财富的事情。我一直在揭示这种攫取行为,认为这是改制走向邪路的现实危险。这里面的规律是,凡是含糊不清、未得到清楚界定的权利,总有人千方百计地下手“攫取”。传统公有制一天不改,花样百出的资产攫取就一天不会停止。要终结攫取,只有根本改革那种名不副实的传统公有制。因此我认为,叫停改革,不论主观动机如何,实际效果只能是延长国资被攫取的时间、增加国资被攫取的机会和数量。正确的选择,是坚持改制的方向,同时增加改制的透明度,提升改制的程序合理性,尽最大可能减少改制中的攫取损失。
  改革三十年:产权的重新界定
  经济观察报:古人云“三十而立”。到今天,中国改革也迎来了自己的而立之年。作为一个经济学家,你如何看待这改革的30年?
  周其仁:改革开放是逼出来的。过去全盘公有化的计划体制其实是一套权利体系,当这套体系运转不下去的时候,它就要被重新界定。这就是改革。所以,我们也许可以把产权的重新界定,作为观察经济体制变革的一条主线。概略地说,我国产权制度变迁是分为四个层面展开的。
  第一个层面,原本全盘归国家和集体所有的公有制,除了抽象的“全民”或“集体”,所有在其中工作、生活的有实际行为能力的个人,其实受到一整套具体的权利制度的约束。比如,农民在生产队里种地,每天要由队长敲钟集体出工,谁也不能自行其是。这就是一套权利规范。集体出工,吃不饱饭,怎么办?中国改革找到了一个朴素的方法,就是通过承包合约把行为的权利——包括责任和义务——重新界定到农户。农业承包以及后来的工商业承包,其实就是在这个层面把权利重新界定了。
  经济观察报:第二个层面呢?
  周其仁:第二个层面,通过承包划出的私人使用权,又发展成可转让的权利。就是说,从使用权变为转让权。这当然引发更复杂的问题,比如转让的范围、转让的规则,以及转让价格的形成。其实,所谓市场经济,就是以资源的转让权为基础的制度。一般讲,市场经济就是价格机制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那么什么是价格机制呢?无非就是有人喊价、有人还价,然后成交或不成交。这里,“喊价”和“应价”首先都是一个权利,要是没有喊价权和还价权,“市场价格”又从何而来?价格位置资源又从何谈起?所以,中国产权改革的第二个层次,就是重新界定了转让权,包括定价权、喊价权与还价权。在转让权的基础上,资源配置就开始上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第三个层面,改革开放重新承认了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权。比如可以自由找工作,双向择业选择,就是承认了劳动者不但拥有他自己的劳动能力,而且可以由他本人决定是不是“卖”出去。“企业家才能”也是一种生产性资源,个人可以与其他要素的所有者订立合约来创办民营企业。这一点,对中国生产力的解放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如果没有这个层次的权利界定,当年的陈志雄就不能去养鱼,年广九也不能搞“傻子瓜子”。这在当时都引发了大争论,要邓小平、胡耀邦直接干预才没有一棍子打下去。回头看,如果不承认这个权利,怎么会有后来的经济局面?怎么会有这么多产品生产出来、销售到全球市场上去?谁想得到,柳传志领导的联想能从计算所的传达室打到了纽约去?马化腾这么个年轻的后生就“抓”得住几亿中国QQ客户?马云立志为中小企业服务就真的心想事成?
  第四个层次,无论是承包来的、转让来的,或者重新创造出来的私人产权,都可以在自愿的前提下通过一个合约,形成“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过去的公有制绝对排斥私产,但股份制却以私产为基础,通过一个合约而形成“公司”,也就是以私产为基础的公产,来容纳相当一部分生产力。没有这个层次,资本市场从何谈起?现在“公司治理结构”的那一套学问,就是如何实现“私产公用”的经验与理论总结。
  经济观察报:你所说的这四个层次,就是中国不断地重新界定权利的过程。
  周其仁:中国值得庆幸的地方,是逐步从僵化的教条走了出来,从实际出发,选择重新界定权利的道路。至于这个权利界定过程,先走哪一步,再走哪一步,是从实践中探索出来的,一边试、一边看,最后把稳定的权利变成法律,变成了一套长期的章法。
  不应忘记,邓小平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方面的巨大贡献。在我看来,邓小平做对了三件事:第一,他把国家政策推向了为促进生产力的自发创新活动提供合法承认的正确方向;第二,重新把企业家请回了中国经济舞台;第三,重新认识“看不见的市场之手”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地位。如果用最多数人的日常生活得到显著改善作为评价标准,邓小平领导的中国改革开放会被写入历史。
  经济观察报:但是对中国为什么会取得如此成就,人们有不同的解读。比如国际上一种流行的意见说,中国就是劳动力太便宜,才有国际竞争力。国内不少人也相信这个解释。
  周其仁:我一直不同意这个解释。我提出的问题是,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劳动力难道不是更便宜吗,可是为什么那时中国的产品远没有今天的国际竞争力?从道理上看,劳动力便宜是要素有竞争力,但要素不会自动变成产品。把要素变成产品,要经过组织和制度,过去由于体制不对头,中国的要素固然便宜,但组织和制度的成本极其高昂。中国在开放下的高度增长,真正的秘诀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降低制度和组织成本。这就使得廉价劳动力的因素开始发挥作用,中国的农民、工人、技术员、企业家,地方和整个国家才一起发力,并经由个人学习曲线的提升,把产品越做越多、越做越好,才在全球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这就是说,重新界定产权显著降低了制度成本,刺激了持续的经济增长。正如科斯所言:“清楚界定的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前提”,中国的产权重新界定奠定了市场经济的基础,也奠定了刺激经济高速增长的基础。
  改革与腐败赛跑
  经济观察报:在你看来,中国走的是一条渐进的产权界定路线,这样的路线有何利弊?
  周其仁:重新界定产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哪一个方面的问题严重了,就先动一动;过不下去了,就先改一改。这也带来一个结果,就是权利界定不是全面的齐头并进,而是不整齐、不均衡推进的,远远没有达到“普遍的权利厘定、约束与保障”。这样,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带来新的矛盾和冲突,需要在不同的权利之间重新建立平衡。这是中国改革的一个难点。从体制目标来说,产权安排必须是普遍的,不能保护了这一方,就侵犯了另外一方。经济自由是有边界的,起码是不能侵犯他人的自由。否则不可能有持久的秩序,改革也不能为社会所接受。问题是,渐进的改革过程,却在有的方面走得快,有的方面走得慢,一些关键领域的改革,由于种种原因长期滞后。
  现在大量的实际问题,包含严重的环境污染、农地征用、矿业开采、旧城改造、山林经营权确定,以及行政垄断行业、政府职能转变等等,似乎很难取得突破。这些问题难就难在权利怎样进一步得到清楚界定,其中最困难的一点,是产权界定的自发活动,能不能及时得到拥有合法强制力的国家的承认?没有强制执行的“产权”,不可能成为市场秩序之源。
  经济观察报:这里面有一个悖论性的难题——要求合法强制力提供产权界定的公共服务,但社会怎样约束、监督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私用而使产权界定过程变形呢?
  周其仁:这的确是一个关键。中国的经验说,没有简单的解。当然总思路也可以说有了,那就是法治,即所有人,任何机构,都要服从同样的准则,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以此约束所有人的行为。这是尚未解决的一个重大任务。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没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行。但是强大的国家权力,怎么保证在公共服务的轨道里运行,怎样有效防止权力的滥用,是我们的历史传统没有很好回答过的问题。改革遇到的挑战是:权力参与、渗透到了产权重新界定的过程,产生了形形色色的腐败。
  经济观察报:建设法治的市场经济,就意味着限制权力即合法强制力不被滥用。也就是说,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
  周其仁:邓小平1980年就讲过“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体制”,但那时还缺乏可操作的细节。到了1986年,经过8年的改革,他看到了不改革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改革便很难深入,改革的成果也得不到保障,就开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中共十三大通过了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但还没等到实施,“价格闯关”的失败以及随后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再也没有给中国推进政改的机会。1992年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主要也限于推动经济增长与经济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所以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未完成的事业。
  经济观察报: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民主、法治的国家。但是在一些人看来,民主、法治并没有那么紧迫,中国不是已经利用“后发优势”发展起来了吗?而且相对于民主、法治这些似乎有些空洞的目标来说,经济发展也更为重要。
  周其仁:“后发优势”是存在的,但也要当心杨小凯讲过的“后发劣势”。小凯不是不知道发展中经济可以利用后发优势,比如技术、资本、信息等方面到从先行发达的国家那里“借光”。但他想到更深的一个层面,就是由于存在着后发优势,能够分享“后发红利”,所以反而对制度改革掉以轻心,以为不改不是也很好吗。这样掩盖问题,实质改革提不上日程,等到毛病发作的时候,就来不及了。
  经济观察报:杨小凯始终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
  周其仁:产权的选择要受到很多其他制度安排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国家或政制的影响。因为国家是惟一掌握合法暴力的权威机构。如果国家行为不上轨道,私人产权就难以上轨道,整个市场的基础就怎么也不牢靠,或者歪歪斜斜的,难以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可靠基础。小凯当然看到中国经济成长的成绩,但他也认为,目前还没有充分的证据可以说,国家、私产、市场等这一套协调分工水平不断提升的制度基础已经很稳固了。正是在这一点上,小凯对“中国经济奇迹”有一点保留。他后来关注宪政经济问题,提出“国家机会主义”的概念,区别所谓“好资本主义与坏资本主义”,特别是上面提到的警告世人要当心“后发劣势”,都是由此而来。
  事实上,因为权力没有得到有效的约束,转型时期的的腐败非常严重。权钱交易、官商勾结,不少披露出来的故事令人不寒而栗。中国面临腐败和改革赛跑的挑战:如果改革的进展不能遏止腐败的蔓延,腐败不但可能吞噬改革的成果,而且将瓦解公众对改革的支持,引发激烈的社会冲突,成为终结改革的致命杀手。
  经济观察报:现在似乎丧失了进一步改革的动力。
  周其仁: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早已远离了饥荒,遭遇的国际竞争的压力也比过去为小,而中国经济的表现至今在国际上相当抢眼。在这种情况下,进一步改革的动力何在?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我认为,继续改革的未来收益很大,因为从局部的渐进的权利界定,到发展成为普遍的权利界定,将进一步扩大不侵犯他人的经济自由,从而走向一个普遍约束权利、保障自由的现代国家。问题是,进一步改革的难度也远比过去为大。如何汇集新的动力,推进中国在30年改革开放后继续坚持改革开放,是未来要面对的议题。
  经济观察报:在面对未来的时候,人们往往习惯于回顾过去,近年来社会上就兴起了反思改革的思潮。
  周其仁:反思在什么时候都有意义,不过不要把实践证明做对的事情再“反”掉。对于过去的改革还来不及完成的事情,我们要面对,积极创造条件解决。这样,中国就会继续保持活力,保持发展。无论如何,十几亿人要进入中等发达经济的水准,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非常巨大的挑战,不会平平稳稳的。
  经济观察报:继续推进改革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如何推进仍然是一个问题。
  周其仁:从历史经验里学习,是很有意义的。比如早期的农村改革说明,难度再大的问题,底层也总有人找寻解决问题的办法。包产到户并不是北京的领导人、领导机关或专家发明的,而是处在现实约束下的生产队里的农民先干出来的。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把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30年的改革,尤其是早期农村改革经验,也许为我们指明了未来改革的道路:尊重基层的创新实践,把国家权威用对方向,降低人们对制度变化的心理障碍、认识障碍,使得分散的、矛盾的个别利益合成一个建设中国现代化的伟大力量。